2011年8月22日星期一
从前十年并不真正的教导改造
空间二是学生不愿意报考在地级市的大学觉得不能见识大城市的风采今后的求职空间也很狭窄——我国学生的求职路径是往下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好走往上中小城市到大城市走很难三是招聘不到好教师原有的教师也不断地跳槽到大城市的学校去。出现这种情况与我国大学的办学资源来源单一办学定位以及各地存在的严重不均衡有关。如果办学资源更多来源于政府拨款那么学校的选址必然以大中城市为主而不愿意选择在偏远小城市而国外大学的办学经费是有很多渠道的除了政府拨款、学生学费还有占办学经费很大比例的校友捐赠和社会捐赠。我国高校应该转变依靠地方资源的办学模式。在办学定位上我国中小城市高校延续了基础教育的“背井离乡”模式即把人才“输送”出去而不是把人才作为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建立在地级市的高校应该首先为当地经济发展培养人才而不是以这些学生中有多少考研、有多少到大城市求职就业作为办学的业绩。而这才是地方办大学的重要意义所在。由于地方办大学没有在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模式上进行调整这也就造成了教师的“出走”——既然培养的学生都是以去大城市工作为目标那么又怎能强求老师也坚守岗位呢更重要的是由于地方所办大学没有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形成人才培养、经济发展、反馈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这就使得这些高校在完成最初的使命之后——当初不少地方有参与举办高等教育的积极性有一个意图是提高当地的升学率现在随着高等教育资源的充足地方所办高校在这方面的作用明显“退化”——在当地变为“鸡肋”当地没有得到发展学校招生获得的持续支持减少招生受到影响办学也就难以为继。假如从一开始办学起就立足为当地培养发展当地经济的人才高校会陷入这种尴尬境地吗而如果高校采取这种办学定位当地就能为大学生提供广阔的实践舞台。那种在当地找不到合适实践机会的想法只能表明学校的人才培养没有找到准确的定位。连教育者本身都需要彻底的教育中国商报我国教育存在以下三大传统观念——“改变命运”、“赢在起点”、“争做第一”以这三大观念为轴心组织和发展起来的教育体系让所有受教育者不是根据自己的个性和兴趣在教育中得到个性的发展、人格的完善而是在教育的竞技场上与同辈为命运、为生存、为胜利进行“厮杀”。这种教育实则将所有受教育者“教育”为成功者和失败者撕裂了这一代年轻人本应该拥有的平等、同情与关爱——这一段相当深刻。可是这种传统观念可能发生改变吗熊丙奇我国当前的教育主要为“竞技教育”与“功利教育”。很多由此派生的教育观念堪称根深蒂固。然而不管愿不愿意改这些观念必须转变因为这是受形势“所逼”。拿“改变命运”来说,教育就已然难以改变人的命运了——就是考上大学现在也有很多大学毕业生每年超过150万难以找到工作。如果还以这样的观念来对待教育就必然会出现另一个文明社会不愿看到的现象读书无用。我国社会将会出现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高低龄辍学的景象。这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当然转变这种观念不只是教育的改革而更需要社会的改革要通过社会的改革剥离不应该由教育担负的功能我国教育由于担当了诸多不属于教育的功能由此出现教育的异化。这些社会改革包括户籍改革、社会福利保障改革等等如果没有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农村孩子还会以上大学来转变自己的农村户籍吗如果公民的社会福利保障基本一致还需要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低人一等的命运吗中国商报您说“连教育者本身都需要彻底的教育”都需要哪些方面的教育又由谁来教育他们熊丙奇这些教育主要是教育常识的回归。从《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看我国教育者本应该拥有教育自主权但由于教育行政化教育者的教育自主权十分有限而由于教育者没有自主权就表现出三方面问题首先是教育偏离教育规律按行政指令办教育追求教育政绩其次是教育失去尊严教育者连自主权都不具备也就难有独立的教育人格再次是教育者也不尊重受教育者的权益普遍的情况是权益意识十分淡漠在教育中伤害学生权益的教育事件一再发生。以上的道理教育者并非不懂有的是无奈与无助有的则是主动依附教育体制。要“教育”教育者最根本在于改革教育制度因为现实制度才是对他们的最好“教育”。中国商报目前国内有越来越多的“学术明星”冉冉升起很多人支持可也经常被人诟病。您觉得这些学术明星对教育会起到什么作用熊丙奇总体说来对于学术有三方面评价一是“官方评价”也可称为政府评价就是由政府进行学术评价授予某种头衔或者给予某种奖励二是“媒体评价”就是由媒体采访学者报道、传播学者的学术成果、学术思想、学术贡献三是“学术共同体评价”即由学者组成的共同体按学术评价的标准评价学术成果、学术价值与学术贡献。在健康的学术管理环境中“学术共同体评价”是学术评价的主体、核心“官方评价”和“媒体评价”是学术共同体评价的延伸、辅助。在我国目前多少乎没有学术共同体评价因为没有学术共同体。于是学术评价主要为“官方评价”和“媒体评价”。“官方评价”包括院士、长江学者评审国家科技奖励颁发等等这造成的结果是学术行政化加剧统计显示新当选的院士80%以上有行政头衔90%以上的国家科技特等奖获得者第一作者有行政头衔。“媒体评《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 上海世界书局出版 《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中国商报》2010年8月13日记者郑立华原题为《给中国教育开100份诊断报告》在我国面向2020年的《教育规划纲要》启动实施之际由著名教育评论家熊丙奇教授撰写的《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该书是继《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之后熊丙奇教授第四本关注中国教育的著作。作者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即将开启新一轮教育改革的2008年、2009年以及2010年“最新”的中国教育事件进行了全面的民间解读并结合教育改革未来10年的发展前景诊断当今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教育像个患了自闭症的孩子中国商报从《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到本书已经是您的第四部作品了。您觉得您的呼吁有没有或多或少地改变现状熊丙奇这是一个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从2004年出版《大学有问题》到现在已经过去6年多时间很多我所写到的大学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或者稍微缓解反而更加严重。在《体制迷墙》一书中我就和陈丹青先生谈到过这种现象——教育问题与教育问题的解决是不相交、平行运行的教育问题在健康地成长着。对于这种现象有不少人感到沮丧同时对于我不断坚持写教育评论批评教育问题也感到“不解”难道你还对中国教育充满期待这种状态本就很矛盾——难道沮丧者自己不对中国教育问题的解决也充满期待吗没有希望又何来失望和沮丧呢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教育已经病入骨髓这需要耐心地诊断、开药方、医治。我一直把撰写教育文章视为一个启蒙过程而且我把启蒙的对象比着患了“自闭症”的孩子这就需要你反复地为一个发音、一个动作付出百倍的努力。中国商报杨东平先生在序言中肯定您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您自己是怎么理解这个评价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为何可贵熊丙奇我所坚持的正是杨东平先生所说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所谓民间视角我更愿意理解为独立的视角即不受政府官员也不受所在工作单位的干涉发表自己对于教育的见解。而在发表这些见解时我始终坚持教育立场即教育的本质是什么。这两方面对于我国的教育研究和教育发展来说都十分欠缺。今天有不少教育研究者做的是御用文章就是想方设法论证领导提出的观点是正确的而没有自己的观点而在教育本质问题方面由于长期以来的教育行政化、功利化很多教育理念已经变得面目模糊。我并不认为自己有多高明因为基本上所有的文章谈的都是基本的教育常识。如果说这很“可贵”那是因为常识的严重缺失。以高校自主招生来说我一直批评目前的自主招生是“伪自主招生”并先后提出了“自主招生不等于自主考试”、“要举行自主招生联考”、“要赋予学生选择权”一个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概念——这些在我国教育中的“新观念”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就是常态。而就是这些观点我还受到高校负责招生的人员的“反击”诸如不自主考试还是自主招生吗联考不是自主招生的倒退吗一名学生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现实吗这些反对是很正常的这也解释普及常识的重要。在我坚持不断、喋喋不休的“言说”中我注意到有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已经在引用我的话说“自主招生不是自主考试”我国教改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到要推行高水平大学的联考。我还在多篇文章中提到取消国家承认学历这也被认为是“异想天开”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会被提上教育改革的议事日程。因为这是发展教育的基本常识。常识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过去十年并没有真正的教育改革中国商报尽管我们在不断地改革教育可是中国的教育日趋行政化、商业化、利益化您怎样评价近年来的教育改革熊丙奇严格说来过去十年我国没有进行真正的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本质是对教育利益的全面调整我们看到过教育利益的调整吗可以说过去所谓的教育改革都是在不动摇甚至增加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不涉及教育既得利益者的权益的框架下进行的所以每一次“改革”之后教育的行政化、商业化加剧。比如本科教育评估这本质上就是加大行政权力对大学办学的干涉再比如大学教授分级这本质上也是更强调行政对大学教授的管理。我国教育改革的难点简单地说就是让政府放权实现举办权、办学权、教育权和受教育权的平衡。这也是建立全新的教育管理体制和现代学校制度的内核。所以评价改革成败的标尺很简单就是政府部门的权力经过改革之后是增加还是减少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利是被进一步侵占还是得到维护、增强检修教育改革是不是“动真格”的指标也很简单就是政府部门是否愿意放权。眼下的国度《教育规划纲要》就让公众存在是假改还是真改的疑虑这是因为改革的主导力量是教育行政部门那么教育行政部门愿意主动放弃自身的权力吗而如果他们不放弃谁又来要求他们必须放弃呢中国商报在《如何把大学办到县里》一章中您以西南联大为例认为“小城镇上的办学更有利于大学远离社会的浮躁”。但是大城市不是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吗小城镇能提供大学生所需的社会实践以及各种条件吗熊丙奇我国大学办学对大城市的依存度很高最近有消息称此前建在一些地级市的本科和高职院校准备搬迁到中央城市具体原因有三一是在地级市获得的办学资源太少到大城市有更大的发展 空间二是学生不愿意报考在地级市的大学觉得不能见识大城市的风采今后的求职空间也很狭小——我国学生的求职路径是往下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好走往上中小城市到大城市走很难三是应聘不到好教师原有的教师也不断地跳槽到大城市的学校去。出现这种情况与我国大学的办学资源来源单一办学定位以及各地存在的严重不均衡有关。如果办学资源更多来源于政府拨款那么学校的选址必然以大中城市为主而不愿意选择在偏远小城市而国外大学的办学经费是有很多渠道的除了政府拨款、学生学费还有占办学经费很大比例的校友捐赠和社会捐赠。我国高校应该转变依靠地方资源的办学模式。在办学定位上我国中小城市高校延续了基础教育的“背井离乡”模式即把人才“输送”出去而不是把人才作为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建立在地级市的高校应该首先为当地经济发展培养人才而不是以这些学生中有多少考研、有多少到大城市求职就业作为办学的业绩。而这才是地方办大学的重要意义所在。由于地方办大学没有在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模式上进行调整这也就造成了教师的“出走”——既然培养的学生都是以去大城市工作为目标那么又怎能强求老师也坚守岗位呢更重要的是由于地方所办大学没有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形成人才培养、经济发展、反馈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这就使得这些高校在完成最初的使命之后——当初不少地方有参与举办高等教育的积极性有一个意图是提高当地的升学率现在随着高等教育资源的充足地方所办高校在这方面的作用明显“退化”——在当地变为“鸡肋”当地没有得到发展学校招生获得的持续支持减少招生受到影响办学也就难以为继。假如从一开始办学起就立足为当地培育发展当地经济的人才高校会陷入这种尴尬境地吗而如果高校采取这种办学定位当地就能为大学生提供广阔的实践舞台。那种在当地找不到合适实践机会的想法只能表明学校的人才培养没有找到准确的定位。连教育者本身都需要彻底的教育中国商报我国教育存在以下三大传统观念——“改变命运”、“赢在起点”、“争做第一”以这三大观念为轴心组织和发展起来的教育体系让所有受教育者不是根据自己的个性和兴趣在教育中得到个性的发展、人格的完善而是在教育的竞技场上与同辈为命运、为生存、为成功进行“厮杀”。这种教育实则将所有受教育者“教育”为成功者和失败者撕裂了这一代年轻人本应该拥有的平等、同情与关爱——这一段相当深刻。可是这种传统观念可能发生改变吗熊丙奇我国当前的教育主要为“竞技教育”与“功利教育”。很多由此派生的教育观念可谓积重难返。然而不管愿不愿意改这些观念必须转变因为这是受形势“所逼”。拿“改变命运”来说,教育就已然难以改变人的命运了——就是考上大学现在也有很多大学毕业生每年超过150万难以找到工作。如果还以这样的观念来对待教育就必然会出现另一个文明社会不愿看到的现象读书无用。我国社会将会出现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高低龄辍学的景象。这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当然转变这种观念不只是教育的改革而更需要社会的改革要通过社会的改革剥离不应该由教育担负的功能我国教育由于担负了诸多不属于教育的功能由此出现教育的异化。这些社会改革包括户籍改革、社会福利保障改革等等如果没有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农村孩子还会以上大学来转变自己的农村户籍吗如果公民的社会福利保障基本一致还需要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低人一等的命运吗中国商报您说“连教育者本身都需要彻底的教育”都需要哪些方面的教育又由谁来教育他们熊丙奇这些教育主要是教育常识的回归。从《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看我国教育者本应该拥有教育自主权但由于教育行政化教育者的教育自主权十分有限而由于教育者没有自主权就表现出三方面问题首先是教育偏离教育规律按行政指令办教育追求教育政绩其次是教育失去尊严教育者连自主权都不具备也就难有独立的教育人格再次是教育者也不尊重受教育者的权益普遍的情况是权益意识十分淡漠在教育中伤害学生权益的教育事件一再发生。以上的道理教育者并非不懂有的是无奈与无助有的则是主动依附教育体制。要“教育”教育者最根本在于改革教育制度因为现实制度才是对他们的最好“教育”。中国商报目前国内有越来越多的“学术明星”冉冉升起很多人支持可也经常被人诟病。您觉得这些学术明星对教育会起到什么作用熊丙奇总体说来对于学术有三方面评价一是“官方评价”也可称为政府评价就是由政府进行学术评价授予某种头衔或者给予某种奖励二是“媒体评价”就是由媒体采访学者报道、传播学者的学术成果、学术思想、学术贡献三是“学术共同体评价”即由学者组成的共同体按学术评价的标准评价学术成果、学术价值与学术贡献。在健康的学术管理环境中“学术共同体评价”是学术评价的主体、核心“官方评价”和“媒体评价”是学术共同体评价的延伸、辅助。在我国目前几乎没有学术共同体评价因为没有学术共同体。于是学术评价主要为“官方评价”和“媒体评价”。“官方评价”包括院士、长江学者评审国家科技奖励颁发等等这造成的结果是学术行政化加剧统计显示新当选的院士80%以上有行政头衔90%以上的国家科技特等奖获得者第一作者有行政头衔。“媒体评 《中国商报》2010年8月13日 记者郑立华 原题为《给中国教育开100份诊断报告》 价”则是通过大众媒介向公众推荐学者及其成果那些时常曝光的学者也就成了“学术明星”“学术明星”对于传播学术思想有一定作用然而由于媒体本身的立场、大众媒体传播的要求“学术明星”的学术成果有的并不被认同而由于追求收视率等因素“学术明星”的话语也往往有失严谨再加上媒体难以构建“学术共同体”这样学术争论机制“学术明星”的“学术不被争议人却被争议”也就在所难免学术也就在这样的争议中变为名利场。因此“学术明星”对教育的作用极为有限甚至可能产生反作用。对于我国教育与学术来说还是应该恢复重建学术本位的管理建立“学术共同体”。先要把大学变为“大学”中国商报近年来国内很多高校都在追求“一流大学”的称号并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那么理想中的现代大学制度是什么样我们距离一流大学还有多远熊丙奇理想中的现代大学制度其基本特征是“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体现的是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合理的权责关联。以这样的现代大学制度审视我国大学你会发现目前其实没有一所真正意义的现代大学因此我常说我国大学的问题是没有大学的问题。现在不要提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先要把大学变为“大学”。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也提到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但在现代大学制度之前有“中国特色”这一界定这一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是怎样的呢《纲要》的表述是“依法办学、自主管理、社会参与、民主监督”。如果按此表述我国大学已经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了现实中很多大学不就是这样“办”的么如果我国大学以此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将遥遥无期。中国商报您说2010年也应成为“依法治教年”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吗熊丙奇是的。如果把1993年版的《中国教育和发展规划纲要》、1999年1月1日实施的《高等教育法》、2006年9月1日实施的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还有前不久正式公布的《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拿来出对比阅读你会发现很多所谓的改革其实不是“改革”只不过是对法律法规的落实而已。比如《教育规划纲要》提到要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可是10年前的《高等教育法》早已明确规定学校拥有7项办学自主权而至今没有一所大学拥有一项自主权。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我看来我国教育能够完整地落实已经颁发的教育法律法规当前的问题就解决了至少七八成包括义务教育均衡、教师待遇、大学的去行政化、民办教育的平等权利等等早在法律法规中都有白纸黑字的规定。而这加重了民众的教育焦虑法律规定的都不执行尚不是法律文本的《教育规划纲要》会不会成为一纸空文呢中国教育的明天又会在哪里呢明天在哪里就在永不放弃希望的争取中。在我国面向空间二是学生不愿意报考在地级市的大学觉得不能见识大城市的风采今后的求职空间也很狭窄——我国学生的求职路径是往下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好走往上中小城市到大城市走很难三是招聘不到好教师原有的教师也不断地跳槽到大城市的学校去。出现这种情况与我国大学的办学资源来源单一办学定位以及各地存在的严重不均衡有关。如果办学资源更多起源于政府拨款那么学校的选址必然以大中城市为主而不愿意选择在偏远小城市而国外大学的办学经费是有很多渠道的除了政府拨款、学生学费还有占办学经费很大比例的校友捐赠和社会捐赠。我国高校应该转变依靠地方资源的办学模式。在办学定位上我国中小城市高校延续了基础教育的“背井离乡”模式即把人才“输送”出去而不是把人才作为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建破在地级市的高校应该首先为当地经济发展培养人才而不是以这些学生中有多少考研、有多少到大城市求职就业作为办学的业绩。而这才是地方办大学的重要意义所在。由于地方办大学没有在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模式上进行调整这也就造成了教师的“出走”——既然培养的学生都是以去大城市工作为目标那么又怎能强求老师也坚守岗位呢更重要的是由于地方所办大学没有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形成人才培养、经济发展、反馈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这就使得这些高校在完成最初的使命之后——当初不少地方有参与举办高等教育的积极性有一个意图是提高当地的升学率现在随着高等教育资源的充足地方所办高校在这方面的作用明显“退化”——在当地变为“鸡肋”当地没有得到发展学校招生取得的持续支持减少招生受到影响办学也就难以为继。假如从一开始办学起就立足为当地培养发展当地经济的人才高校会陷入这种为难境地吗而如果高校采取这种办学定位当地就能为大学生提供广阔的实践舞台。那种在当地找不到适合实践机会的想法只能表明学校的人才培养没有找到准确的定位。连教育者本身都需要彻底的教育中国商报我国教育存在以下三大传统观念——“改变命运”、“赢在起点”、“争做第一”以这三大观念为轴心组织和发展起来的教育体系让所有受教育者不是根据自己的个性和兴致在教育中得到个性的发展、人格的完善而是在教育的竞技场上与同辈为命运、为生存、为成功进行“厮杀”。这种教育实则将所有受教育者“教育”为成功者和失败者撕裂了这一代年青人本应该拥有的同等、同情与关爱——这一段相称深刻。可是这种传统观念可能发生改变吗熊丙奇我国当前的教育主要为“竞技教育”与“功利教育”。很多由此派生的教育观念可谓根深蒂固。然而不管愿不愿意改这些观念必需转变因为这是受形势“所逼”。拿“改变命运”来说,教育就已然难以改变人的命运了——就是考上大学现在也有很多大学毕业生每年超过150万难以找到工作。如果还以这样的观念来对待教育就必然会出现另一个文化社会不愿看到的现象读书无用。我国社会将会出现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高低龄辍学的景象。这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当然转变这种观念不只是教育的改革而更需要社会的改革要通过社会的改革剥离不应该由教育担负的功能我国教育由于担负了诸多不属于教育的功能由此出现教育的异化。这些社会改革包括户籍改革、社会福利保障改革等等如果没有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农村孩子还会以上大学来转变自己的农村户籍吗如果公民的社会福利保障基本一致还需要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低人一等的命运吗中国商报您说“连教育者本身都需要彻底的教育”都需要哪些方面的教育又由谁来教育他们熊丙奇这些教育主要是教育常识的回归。从《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看我国教育者本应该领有教育自主权但由于教育行政化教育者的教育自主权十分有限而由于教育者没有自主权就表现出三方面问题首先是教育偏离教育规律按行政指令办教育追求教育政绩其次是教育失去尊严教育者连自主权都不具备也就难有独立的教育人格再次是教育者也不尊重受教育者的权益广泛的情况是权益意识十分淡漠在教育中伤害学生权益的教育事件一再发生。以上的道理教育者并非不懂有的是无奈与无助有的则是主动依附教育体制。要“教育”教育者最根本在于改革教育制度因为现实制度才是对他们的最好“教育”。中国商报目前国内有越来越多的“学术明星”冉冉升起很多人支持可也经常被人诟病。您觉得这些学术明星对教育会起到什么作用熊丙奇总体说来对于学术有三方面评价一是“官方评价”也可称为政府评价就是由政府进行学术评价授予某种头衔或者给予某种奖励二是“媒体评价”就是由媒体采访学者报道、传播学者的学术成果、学术思想、学术贡献三是“学术共同体评价”即由学者组成的共同体按学术评价的标准评价学术成果、学术价值与学术贡献。在健康的学术管理环境中“学术共同体评价”是学术评价的主体、核心“官方评价”和“媒体评价”是学术共同体评价的延伸、辅助。在我国目前几乎没有学术共同体评价因为没有学术共同体。于是学术评价主要为“官方评价”和“媒体评价”。“官方评价”包括院士、长江学者评审国家科技奖励颁发等等这造成的成果是学术行政化加剧统计显示新当选的院士80%以上有行政头衔90%以上的国家科技特等奖获得者第一作者有行政头衔。“媒体评2020年的《教育规划纲要》启动实施之际由著名教育评论家熊丙奇教授撰写的《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该书是继《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之后熊丙奇教授第四本关注中国教育的著作。作者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即将开启新一轮教育改革的2008年、2009年以及价”则是通过大众媒介向公家推荐学者及其成果那些时常曝光的学者也就成了“学术明星”“学术明星”对于传播学术思想有一定作用然而由于媒体本身的立场、大众媒体传播的要求“学术明星”的学术成果有的并不被认同而由于追求收视率等因素“学术明星”的话语也往往有失严谨再加上媒体难以构建“学术共同体”这样学术争论机制“学术明星”的“学术不被争议人却被争议”也就在所不免学术也就在这样的争议中变为名利场。因此“学术明星”对教育的作用极为有限甚至可能产生反作用。对于我国教导与学术来说还是应该恢复重建学术本位的管理建立“学术共同体”。先要把大学变为“大学”中国商报近年来国内很多高校都在追求“一流大学”的称号并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那么理想中的现代大学制度是什么样我们距离一流大学还有多远熊丙奇理想中的现代大学制度其基本特征是“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体现的是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合理的权责关系。以这样的现代大学制度审视我国大学你会发现目前其实没有一所真正意义的现代大学因此我常说我国大学的问题是没有大学的问题。现在不要提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先要把大学变为“大学”。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也提到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但在现代大学制度之前有“中国特色”这一界定这一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是怎样的呢《纲要》的表述是“依法办学、自主管理、社会参与、民主监督”。如果按此表述我国大学已经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了现实中很多大学不就是这样“办”的么假如我国大学以此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将遥遥无期。中国商报您说2010年也应成为“依法治教年”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没有得到很好的履行吗熊丙奇是的。如果把1993年版的《中国教育和发展规划纲要》、1999年1月1日实施的《高等教育法》、2006年9月1日实施的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还有前不久正式公布的《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拿来出对比浏览你会发现很多所谓的改革其实不是“改革”只不过是对法律法规的落实而已。比如《教育规划纲要》提到要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可是10年前的《高等教育法》早已明确规定学校拥有7项办学自主权而至今没有一所大学拥有一项自主权。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我看来我国教育能够完整地落实已经颁发的教育法律法规当前的问题就解决了至少七八成包括义务教育均衡、教师待遇、大学的去行政化、民办教育的平等权利等等早在法律法规中都有白纸黑字的规定。而这加重了民众的教育焦虑法律规定的都不执行尚不是法律文本的《教育规划纲要》会不会成为一纸空文呢中国教育的明天又会在哪里呢明天在哪里就在永不放弃希望的争取中。2010年“最新”的中国教育事件进行了全面的民间解读并结合教育改革未来10年的发展前景诊断当今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 价”则是通过大众媒介向公众推荐学者及其成果那些时常曝光的学者也就成了“学术明星”“学术明星”对于传播学术思维有一定作用然而由于媒体本身的立场、大众媒体传播的要求“学术明星”的学术成果有的并不被认同而由于追求收视率等因素“学术明星”的话语也往往有失谨严再加上媒体难以构建“学术共同体”这样学术争论机制“学术明星”的“学术不被争议人却被争议”也就在所难免学术也就在这样的争议中变为名利场。因此“学术明星”对教育的作用极为有限甚至可能产生反作用。对于我国教育与学术来说还是应该恢复重建学术本位的管理建立“学术共同体”。先要把大学变为“大学”中国商报近年来国内很多高校都在追求“一流大学”的称号并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那么理想中的现代大学制度是什么样我们距离一流大学还有多远熊丙奇理想中的现代大学制度其基本特点是“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体现的是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合理的权责关系。以这样的现代大学制度审视我国大学你会发现目前其实没有一所真正意义的现代大学因此我常说我国大学的问题是没有大学的问题。现在不要提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先要把大学变为“大学”。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也提到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但在现代大学制度之前有“中国特色”这一界定这一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是怎样的呢《纲要》的表述是“依法办学、自主管理、社会参与、民主监视”。如果按此表述我国大学已经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了现实中很多大学不就是这样“办”的么假如我国大学以此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将遥遥无期。中国商报您说2010年也应成为“依法治教年”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吗熊丙奇是的。如果把1993年版的《中国教育和发展规划纲要》、1999年1月1日实施的《高等教育法》、2006年9月1日实施的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还有前不久正式公布的《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拿来出对比阅读你会发现许多所谓的改革其实不是“改革”只不过是对法律法规的落实而已。比如《教育规划纲要》提到要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可是10年前的《高等教育法》早已明确规定学校拥有7项办学自主权而至今没有一所大学拥有一项自主权。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我看来我国教育能够完整地落实已经颁发的教育法律法规当前的问题就解决了至少七八成包括义务教育均衡、教师待遇、大学的去行政化、民办教育的平等权利等等早在法律法规中都有白纸黑字的规定。而这加重了民众的教育焦虑法律规定的都不执行尚不是法律文本的《教育规划纲要》会不会成为一纸空文呢中国教育的明天又会在哪里呢明天在哪里就在永不放弃希望的争取中。教育像个患了自闭症的孩子《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中国商报》2010年8月13日记者郑立华原题为《给中国教育开100份诊断报告》在我国面向2020年的《教育规划纲要》启动实施之际由有名教育评论家熊丙奇教授撰写的《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该书是继《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之后熊丙奇教授第四本关注中国教育的著作。作者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即将开启新一轮教育改革的2008年、2009年以及2010年“最新”的中国教育事件进行了全面的民间解读并结合教育改革未来10年的发展远景诊断当今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教育像个患了自闭症的孩子中国商报从《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到本书已经是您的第四部作品了。您觉得您的呼吁有没有或多或少地改变现状熊丙奇这是一个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从2004年出版《大学有问题》到现在已经由去6年多时间很多我所写到的大学识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或者稍微缓解反而更加严重。在《体制迷墙》一书中我就和陈丹青先生谈到过这种现象——教育问题与教育问题的解决是不相交、平行运行的教育问题在健康地生长着。对于这种现象有不少人感到沮丧同时对于我不断坚持写教育评论批评教育问题也感到“不解”难道你还对中国教育充满期待这种状态本就很矛盾——难道沮丧者自己不对中国教育问题的解决也充满期待吗没有希望又何来失望和沮丧呢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教育已经病入骨髓这需要耐心地诊断、开药方、医治。我一直把撰写教育文章视为一个启蒙过程而且我把启蒙的对象比着患了“自闭症”的孩子这就需要你反复地为一个发音、一个动作付出百倍的努力。中国商报杨东平先生在序言中肯定您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您自己是怎么理解这个评价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为何可贵熊丙奇我所坚持的正是杨东平先生所说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所谓民间视角我更愿意理解为独立的视角即不受政府官员也不受所在工作单位的干涉发表自己对于教育的见解。而在发表这些见解时我始终坚持教育立场即教育的本质是什么。这两方面对于我国的教育研究和教育发展来说都十分欠缺。今天有不少教育研究者做的是御用文章就是想方设法论证领导提出的观点是准确的而没有自己的观点而在教育本质问题方面由于长期以来的教育行政化、功利化很多教育理念已经变得面目模糊。我并不认为自己有多高明因为基本上所有的文章谈的都是基本的教育常识。如果说这很“可贵”那是因为常识的严峻缺失。以高校自主招生来说我一直批评目前的自主招生是“伪自主招生”并先后提出了“自主招生不等于自主考试”、“要举行自主招生联考”、“要赋予学生选择权”一个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概念——这些在我国教育中的“新观念”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就是常态。而就是这些观点我还受到高校负责招生的人员的“反击”诸如不自主考试还是自主招生吗联考不是自主招生的倒退吗一名学生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现实吗这些反对是很正常的这也说明遍及常识的重要。在我坚持不断、喋喋不休的“言说”中我注意到有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已经在引用我的话说“自主招生不是自主考试”我国教改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到要推行高水平大学的联考。我还在多篇文章中提到取消国家承认学历这也被认为是“异想天开”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会被提上教育改革的议事日程。因为这是发展教育的基本常识。常识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过去十年并没有真正的教育改革中国商报尽管我们在不断地改革教育可是中国的教育日趋行政化、商业化、利益化您怎样评价近年来的教育改革熊丙奇严厉说来过去十年我国没有进行真正的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本质是对教育利益的全面调整我们看到过教育利益的调整吗可以说过去所谓的教育改革都是在不摇动甚至增加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不涉及教育既得利益者的权益的框架下进行的所以每一次“改革”之后教育的行政化、商业化加剧。比如本科教育评估这本质上就是加大行政权力对大学办学的干涉再比如大学教授分级这本质上也是更强调行政对大学教授的管理。我国教育改革的难点简单地说就是让政府放权实现举办权、办学权、教育权和受教育权的平衡。这也是建立全新的教育管理体制和现代学校制度的内核。所以评价改革成败的标尺很简单就是政府部门的权力经过改革之后是增加还是减少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利是被进一步侵占还是得到维护、增强检验教育改革是不是“动真格”的指标也很简单就是政府部门是否愿意放权。眼下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就让大众存在是假改还是真改的疑虑这是因为改革的主导力量是教育行政部门那么教育行政部门愿意主动放弃自身的权力吗而如果他们不放弃谁又来要求他们必须放弃呢中国商报在《如何把大学办到县里》一章中您以西南联大为例认为“小城镇上的办学更有利于大学远离社会的浮躁”。但是大城市不是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吗小城镇能提供大学生所需的社会实践以及各种条件吗熊丙奇我国大学办学对大城市的依存度很高最近有消息称此前建在一些地级市的本科和高职院校准备搬迁到中心城市具体原因有三一是在地级市获得的办学资源太少到大城市有更大的发展中国商报从《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到本书已经是您的第四部作品了。您觉得您的呼吁有没有或多或少地改变现状空间二是学生不愿意报考在地级市的大学觉得不能见识大城市的风采今后的求职空间也很狭窄——我国学生的求职路径是往下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好走往上中小城市到大城市走很难三是招聘不到好教师原有的教师也不断地跳槽到大城市的学校去。出现这种情况与我国大学的办学资源来源单一办学定位以及各地存在的严重不均衡有关。如果办学资源更多来源于政府拨款那么学校的选址必然以大中城市为主而不愿意选择在偏远小城市而国外大学的办学经费是有很多渠道的除了政府拨款、学生学费还有占办学经费很大比例的校友捐赠和社会捐赠。我国高校应该转变依靠地方资源的办学模式。在办学定位上我国中小城市高校延续了基础教育的“衣锦还乡”模式即把人才“输送”出去而不是把人才作为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建立在地级市的高校应该首先为当地经济发展培养人才而不是以这些学生中有多少考研、有多少到大城市求职就业作为办学的业绩。而这才是地方办大学的重要意义所在。由于地方办大学没有在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模式上进行调整这也就造成了教师的“出走”——既然培养的学生都是以去大城市工作为目的那么又怎能强求老师也坚守岗位呢更重要的是由于地方所办大学没有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形成人才培养、经济发展、反馈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这就使得这些高校在完成最初的使命之后——当初不少地方有参加举办高等教育的踊跃性有一个意图是提高当地的升学率现在随着高等教育资源的充分地方所办高校在这方面的作用明显“退化”——在当地变为“鸡肋”当地没有得到发展学校招生获得的持续支持减少招生受到影响办学也就难以为继。假如从一开端办学起就立足为当地培养发展当地经济的人才高校会陷入这种尴尬境地吗而如果高校采用这种办学定位当地就能为大学生提供广阔的实践舞台。那种在当地找不到合适实践机会的想法只能表明学校的人才培养没有找到准确的定位。连教育者本身都需要彻底的教育中国商报我国教育存在以下三大传统观念——“改变命运”、“赢在起点”、“争做第一”以这三大观念为轴心组织和发展起来的教育体系让所有受教育者不是根据自己的个性和兴趣在教育中得到个性的发展、人格的完善而是在教育的竞技场上与同辈为命运、为生存、为成功进行“厮杀”。这种教育实则将所有受教育者“教育”为成功者和失败者撕裂了这一代年轻人本应该拥有的平等、同情与关爱——这一段相当深刻。可是这种传统观念可能发生改变吗熊丙奇我国当前的教育主要为“竞技教育”与“功利教育”。很多由此派生的教育观念可谓根深蒂固。然而不管愿不愿意改这些观念必须改变因为这是受形势“所逼”。拿“改变命运”来说,教育就已然难以改变人的运气了——就是考上大学现在也有很多大学毕业生每年超过150万难以找到工作。如果还以这样的观念来对待教育就必然会出现另一个文明社会不愿看到的现象读书无用。我国社会将会出现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高低龄辍学的景象。这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当然转变这种观念不只是教育的改革而更需要社会的改革要通过社会的改革剥离不应该由教育担负的功能我国教育由于担负了诸多不属于教育的功能由此出现教育的异化。这些社会改革包括户籍改革、社会福利保障改革等等如果没有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农村孩子还会以上大学来转变自己的农村户籍吗如果公民的社会福利保障基本一致还需要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低人一等的命运吗中国商报您说“连教育者本身都需要彻底的教育”都需要哪些方面的教育又由谁来教育他们熊丙奇这些教育主要是教育常识的回归。从《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看我国教育者本应该拥有教育自主权但由于教育行政化教育者的教育自主权十分有限而由于教育者没有自主权就表现出三方面问题首先是教育偏离教育规律按行政指令办教育追求教育政绩其次是教育失去尊严教育者连自主权都不具备也就难有独立的教育人格再次是教育者也不尊重受教育者的权益普遍的情况是权益意识十分淡漠在教育中伤害学生权益的教育事件一再发生。以上的道理教育者并非不懂有的是无奈与无助有的则是主动依附教育体制。要“教育”教育者最根本在于改革教育制度因为现实制度才是对他们的最好“教育”。中国商报目前国内有越来越多的“学术明星”冉冉升起很多人支持可也经常被人诟病。您觉得这些学术明星对教育会起到什么作用熊丙奇总体说来对于学术有三方面评价一是“官方评价”也可称为政府评价就是由政府进行学术评价授予某种头衔或者给予某种奖励二是“媒体评价”就是由媒体采访学者报道、传播学者的学术成果、学术思想、学术贡献三是“学术共同体评价”即由学者组成的共同体按学术评价的尺度评价学术成果、学术价值与学术贡献。在健康的学术管理环境中“学术共同体评价”是学术评价的主体、核心“官方评价”和“媒体评价”是学术共同体评价的延伸、辅助。在我国目前几乎没有学术共同体评价因为没有学术共同体。于是学术评价主要为“官方评价”和“媒体评价”。“官方评价”包含院士、长江学者评审国家科技奖励颁发等等这造成的结果是学术行政化加剧统计显示新当选的院士80%以上有行政头衔90%以上的国家科技特等奖获得者第一作者有行政头衔。“媒体评熊丙奇这是一个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从价”则是通过大众媒介向公众推荐学者及其成果那些时常曝光的学者也就成了“学术明星”“学术明星”对于传播学术思想有一定作用然而由于媒体本身的立场、大众媒体传播的要求“学术明星”的学术成果有的并不被认同而由于追求收视率等因素“学术明星”的话语也往往有失严谨再加上媒体难以构建“学术共同体”这样学术争论机制“学术明星”的“学术不被争议人却被争议”也就在所难免学术也就在这样的争议中变为名利场。因此“学术明星”对教育的作用极为有限甚至可能产生反作用。对于我国教育与学术来说还是应该恢复重建学术本位的管理建立“学术共同体”。先要把大学变为“大学”中国商报近年来国内很多高校都在追求“一流大学”的称号并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那么理想中的现代大学制度是什么样我们距离一流大学还有多远熊丙奇理想中的现代大学制度其基本特征是“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体现的是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合理的权责关系。以这样的现代大学制度审视我国大学你会发现目前其实没有一所真正意义的现代大学因此我常说我国大学的问题是没有大学的问题。现在不要提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先要把大学变为“大学”。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也提到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但在现代大学制度之前有“中国特色”这一界定这一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是怎样的呢《纲要》的表述是“依法办学、自主管理、社会参与、民主监督”。如果按此表述我国大学已经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了现实中很多大学不就是这样“办”的么假如我国大学以此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将遥遥无期。中国商报您说2010年也应成为“依法治教年”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吗熊丙奇是的。如果把1993年版的《中国教育和发展规划纲要》、1999年1月1日实施的《高等教育法》、2006年9月1日实施的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还有前不久正式公布的《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拿来出对比阅读你会发现很多所谓的改革其实不是“改革”只不过是对法律法规的落实而已。比如《教育规划纲要》提到要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可是10年前的《高等教育法》早已明确规定学校拥有7项办学自主权而至今没有一所大学拥有一项自主权。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我看来我国教育能够完整地落实已经颁发的教育法律法规当前的问题就解决了至少七八成包括义务教育均衡、教师待遇、大学的去行政化、民办教育的平等权利等等早在法律法规中都有白纸黑字的规定。而这加重了民众的教育焦虑法律规定的都不执行尚不是法律文本的《教育规划纲要》会不会成为一纸空文呢中国教育的明天又会在哪里呢明天在哪里就在永不放弃希望的争取中。2004年出版《大学有问题》到现在已经过去6年多时间很多我所写到的大学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或者稍微缓解反而更加严重。在《体制迷墙》一书中我就和陈丹青先生谈到过这种现象——教育问题与教育问题的解决是不相交、平行运行的教育问题在健康地生长着。对于这种现象有不少人感到沮丧同时对于我不断坚持写教育评论批驳教育问题也感到“不解”难道你还对中国教育充满期待价”则是通过大众媒介向公众推荐学者及其成果那些时常曝光的学者也就成了“学术明星”“学术明星”对于传播学术思想有一定作用然而由于媒体本身的立场、大众媒体传播的要求“学术明星”的学术成果有的并不被认同而由于追求收视率等因素“学术明星”的话语也往往有失严谨再加上媒体难以构建“学术共同体”这样学术争辩机制“学术明星”的“学术不被争议人却被争议”也就在所难免学术也就在这样的争议中变为名利场。因此“学术明星”对教育的作用极为有限甚至可能产生反作用。对于我国教育与学术来说还是应该恢复重建学术本位的管理建立“学术共同体”。先要把大学变为“大学”中国商报近年来国内很多高校都在追求“一流大学”的称号并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那么理想中的现代大学制度是什么样我们距离一流大学还有多远熊丙奇理想中的现代大学制度其基本特征是“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体现的是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合理的权责关系。以这样的现代大学制度审视我国大学你会发现目前其实没有一所真正意义的现代大学因此我常说我国大学的问题是没有大学的问题。现在不要提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先要把大学变为“大学”。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也提到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但在现代大学制度之前有“中国特色”这一界定这一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是怎样的呢《纲要》的表述是“依法办学、自主管理、社会参与、民主监督”。如果按此表述我国大学已经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了现实中很多大学不就是这样“办”的么假如我国大学以此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将遥遥无期。中国商报您说2010年也应成为“依法治教年”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吗熊丙奇是的。如果把1993年版的《中国教育和发展规划纲要》、1999年1月1日实施的《高等教育法》、2006年9月1日实施的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还有前不久正式公布的《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拿来出对比阅读你会发现很多所谓的改革其实不是“改革”只不过是对法律法规的落实而已。比如《教育规划纲要》提到要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可是10年前的《高等教育法》早已明确规定学校拥有7项办学自主权而至今没有一所大学拥有一项自主权。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我看来我国教育可以完整地落实已经颁发的教育法律法规当前的问题就解决了至少七八成包括义务教育均衡、教师待遇、大学的去行政化、民办教育的平等权利等等早在法律法规中都有白纸黑字的规定。而这加重了民众的教育焦虑法律规定的都不执行尚不是法律文本的《教育规划纲要》会不会成为一纸空文呢中国教育的明天又会在哪里呢明天在哪里就在永不放弃希望的争取中。这种状态本就很矛盾——难道沮丧者自己不对中国教育问题的解决也充满期待吗没有希望又何来失望和沮丧呢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教育已经病入骨髓这需要耐心地诊断、开药方、医治。我一直把撰写教育文章视为一个启蒙过程而且我把启蒙的对象比着患了“自闭症”的孩子这就需要你反复地为一个发音、一个动作付出百倍的努力。中国商报杨东平先生在序言中肯定您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您自己是怎么理解这个评价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为何可贵价”则是通过大众媒介向公众推举学者及其成果那些时常曝光的学者也就成了“学术明星”“学术明星”对于传播学术思想有一定作用然而由于媒体自身的立场、大众媒体传播的要求“学术明星”的学术成果有的并不被认同而由于追求收视率等因素“学术明星”的话语也往往有失严谨再加上媒体难以构建“学术共同体”这样学术争论机制“学术明星”的“学术不被争议人却被争议”也就在所难免学术也就在这样的争议中变为名利场。因此“学术明星”对教育的作用极为有限甚至可能产生反作用。对于我国教育与学术来说还是应该恢复重建学术本位的管理建立“学术共同体”。先要把大学变为“大学”中国商报近年来国内很多高校都在追求“一流大学”的称号并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那么理想中的现代大学制度是什么样我们距离一流大学还有多远熊丙奇理想中的现代大学制度其基本特征是“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体现的是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合理的权责关系。以这样的现代大学制度审视我国大学你会发现目前其实没有一所真正意义的现代大学因此我常说我国大学的问题是没有大学的问题。现在不要提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先要把大学变为“大学”。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也提到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但在现代大学制度之前有“中国特色”这一界定这一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是怎样的呢《纲要》的表述是“依法办学、自主管理、社会参与、民主监督”。如果按此表述我国大学已经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了现实中很多大学不就是这样“办”的么假如我国大学以此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将遥遥无期。中国商报您说2010年也应成为“依法治教年”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吗熊丙奇是的。如果把1993年版的《中国教育和发展规划纲要》、1999年1月1日实施的《高等教育法》、2006年9月1日实施的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还有前不久正式公布的《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拿来出对比阅读你会发现很多所谓的改革其实不是“改革”只不过是对法律法规的落实而已。比如《教育规划纲要》提到要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可是10年前的《高等教育法》早已明确划定学校拥有7项办学自主权而至今没有一所大学拥有一项自主权。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我看来我国教育能够完整地落实已经颁发的教育法律法规当前的问题就解决了至少七八成包括义务教育均衡、教师待遇、大学的去行政化、民办教育的平等权利等等早在法律法规中都有白纸黑字的规定。而这加重了民众的教育焦虑法律规定的都不执行尚不是法律文本的《教育规划纲要》会不会成为一纸空文呢中国教育的明天又会在哪里呢来日在哪里就在永不放弃希望的争取中。熊丙奇我所坚持的正是杨东平先生所说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所谓民间视角我更愿意理解为独立的视角即不受政府官员也不受所在工作单位的干涉发表自己对于教育的见解。而在发表这些见解时我始终坚持教育立场即教育的本质是什么。价”则是通过民众媒介向公众推荐学者及其成果那些时常曝光的学者也就成了“学术明星”“学术明星”对于传播学术思惟有必定作用然而由于媒体本身的立场、大众媒体传播的要求“学术明星”的学术成果有的并不被认同而由于追求收视率等因素“学术明星”的话语也往往有失严谨再加上媒体难以构建“学术共同体”这样学术争论机制“学术明星”的“学术不被争议人却被争议”也就在所未免学术也就在这样的争议中变为名利场。因此“学术明星”对教育的作用极为有限甚至可能产生反作用。对于我国教育与学术来说还是应该恢复重建学术本位的管理建立“学术共同体”。先要把大学变为“大学”中国商报近年来国内很多高校都在追求“一流大学”的称号并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那么理想中的现代大学制度是什么样我们距离一流大学还有多远熊丙奇理想中的现代大学制度其基本特征是“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体现的是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合理的权责关系。以这样的现代大学制度审视我国大学你会发现目前其实没有一所真正意思的现代大学因此我常说我国大学的问题是没有大学的问题。现在不要提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先要把大学变为“大学”。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也提到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但在现代大学制度之前有“中国特色”这一界定这一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是怎样的呢《纲要》的表述是“依法办学、自主管理、社会参与、民主监督”。如果按此表述我国大学已经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了现实中很多大学不就是这样“办”的么假如我国大学以此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将遥遥无期。中国商报您说2010年也应成为“依法治教年”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吗熊丙奇是的。如果把1993年版的《中国教育和发展规划纲要》、1999年1月1日实施的《高等教育法》、2006年9月1日实施的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还有前不久正式公布的《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拿来出对比阅读你会发现很多所谓的改革其实不是“改革”只不过是对法律法规的落实罢了。比如《教育规划纲要》提到要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可是10年前的《高等教育法》早已明确规定学校拥有7项办学自主权而至今不一所大学拥有一项自主权。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我看来我国教育能够完整地落实已经颁发的教育法律法规当前的问题就解决了至少七八成包括责任教育均衡、教师待遇、大学的去行政化、民办教育的平等权利等等早在法律法规中都有白纸黑字的规定。而这加重了民众的教育焦急法律规定的都不执行尚不是法律文本的《教育规划纲要》会不会成为一纸空文呢中国教育的明天又会在哪里呢明天在哪里就在永不放弃希望的争取中。这两方面对于我国的教育研究和教育发展来说都十分欠缺。今天有不少教育研究者做的是御用文章就是想方设法论证领导提出的观点是正确的而没有自己的观点而在教育本质问题方面由于长期以来的教育行政化、功利化很多教育理念已经变得面目模糊。《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中国商报》2010年8月13日记者郑立华原题为《给中国教育开100份诊断报告》在我国面向2020年的《教育规划纲要》启动实施之际由著名教育评论家熊丙奇教授撰写的《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该书是继《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之后熊丙奇教授第四本关注中国教育的著作。作者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即将开启新一轮教育改革的2008年、2009年以及2010年“最新”的中国教育事件进行了全面的民间解读并结合教育改革未来10年的发展前景诊断当今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教育像个患了自闭症的孩子中国商报从《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到本书已经是您的第四部作品了。您觉得您的呼吁有没有或多或少地改变现状熊丙奇这是一个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从2004年出版《大学有问题》到现在已经过去6年多时间很多我所写到的大学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或者稍微缓解反而更加严重。在《体制迷墙》一书中我就和陈丹青先生谈到过这种现象——教育问题与教育问题的解决是不相交、平行运行的教育问题在健康地生长着。对于这种现象有不少人感到沮丧同时对于我不断坚持写教育评论批评教育问题也感到“不解”难道你还对中国教育充满期待这种状态本就很矛盾——难道沮丧者自己不对中国教育问题的解决也充满期待吗没有希望又何来失望和沮丧呢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教育已经病入骨髓这需要耐心地诊断、开药方、治疗。我一直把撰写教育文章视为一个启蒙过程而且我把启蒙的对象比着患了“自闭症”的孩子这就需要你反复地为一个发音、一个动作付出百倍的努力。中国商报杨东平先生在序言中肯定您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您自己是怎么理解这个评价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为何可贵熊丙奇我所坚持的正是杨东平先生所说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所谓民间视角我更愿意理解为独立的视角即不受政府官员也不受所在工作单位的干涉发表自己对于教育的见解。而在发表这些见解时我始终坚持教育立场即教育的本质是什么。这两方面对于我国的教育研究和教育发展来说都十分欠缺。今天有不少教育研究者做的是御用文章就是想方设法论证领导提出的观点是正确的而没有自己的观点而在教育本质问题方面由于长期以来的教育行政化、功利化很多教育理念已经变得面目模糊。我并不认为自己有多高明因为基本上所有的文章谈的都是基本的教育常识。如果说这很“可贵”那是因为常识的严重缺失。以高校自主招生来说我一直批评目前的自主招生是“伪自主招生”并先后提出了“自主招生不等于自主考试”、“要举行自主招生联考”、“要赋予学生抉择权”一个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概念——这些在我国教育中的“新观点”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就是常态。而就是这些观点我还受到高校负责招生的职员的“反击”诸如不自主考试还是自主招生吗联考不是自主招生的倒退吗一名学生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现实吗这些反对是很正常的这也说明普及常识的重要。在我坚持不断、喋喋不休的“言说”中我注意到有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已经在引用我的话说“自主招生不是自主考试”我国教改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到要推行高水平大学的联考。我还在多篇文章中提到取消国家承认学历这也被认为是“异想天开”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会被提上教育改革的议事日程。因为这是发展教育的基本常识。常识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过去十年并没有真正的教育改革中国商报尽管我们在不断地改革教育可是中国的教育日趋行政化、商业化、利益化您怎样评价近年来的教育改革熊丙奇严格说来过去十年我国没有进行真正的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本质是对教育利益的全面调整我们看到过教育利益的调整吗可以说过去所谓的教育改革都是在不动摇甚至增加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不涉及教育既得利益者的权益的框架下进行的所以每一次“改革”之后教育的行政化、商业化加剧。比如本科教育评估这本质上就是加大行政权力对大学办学的干涉再比如大学传授分级这本质上也是更强调行政对大学教授的管理。我国教育改造的难点简单地说就是让政府放权实现举办权、办学权、教育权和受教育权的平衡。这也是建立全新的教育管理体制和现代学校制度的内核。所以评价改革成败的标尺很简单就是政府部门的权力经过改革之后是增加还是减少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利是被进一步侵占还是得到维护、增强检验教育改革是不是“动真格”的指标也很简单就是政府部门是否愿意放权。眼下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就让公众存在是假改还是真改的疑虑这是因为改革的主导力量是教育行政部门那么教育行政部门愿意主动放弃自身的权力吗而如果他们不放弃谁又来要求他们必须放弃呢中国商报在《如何把大学办到县里》一章中您以西南联大为例认为“小城镇上的办学更有利于大学远离社会的浮躁”。但是大城市不是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吗小城镇能提供大学生所需的社会实践以及各种条件吗熊丙奇我国大学办学对大城市的依存度很高最近有消息称此前建在一些地级市的本科和高职院校预备搬迁到中心城市具体原因有三一是在地级市获得的办学资源太少到大城市有更大的发展我并不认为自己有多高明因为基本上所有的文章谈的都是基本的教育常识。如果说这很“可贵”那是因为常识的严重缺失。以高校自主招生来说我一直批评目前的自主招生是“伪自主招生空间二是学生不愿意报考在地级市的大学觉得不能见识大城市的风采今后的求职空间也很狭窄——我国学生的求职路径是往下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好走往上中小城市到大城市走很难三是招聘不到好教师原有的教师也不断地跳槽到大城市的学校去。出现这种情况与我国大学的办学资源来源单一办学定位以及各地存在的严重不均衡有关。如果办学资源更多来源于政府拨款那么学校的选址必然以大中城市为主而不愿意选择在偏远小城市而国外大学的办学经费是有很多渠道的除了政府拨款、学生膏火还有占办学经费很大比例的校友捐赠和社会捐赠。我国高校应该转变依靠地方资源的办学模式。在办学定位上我国中小城市高校延续了基础教育的“背井离乡”模式即把人才“输送”出去而不是把人才作为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建立在地级市的高校应该首先为当地经济发展培养人才而不是以这些学生中有多少考研、有多少到大城市求职就业作为办学的业绩。而这才是地方办大学的重要意义所在。由于地方办大学没有在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模式上进行调整这也就造成了教师的“出走”——既然培养的学生都是以去大城市工作为目标那么又怎能强求老师也坚守岗位呢更重要的是由于地方所办大学没有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形成人才培养、经济发展、反馈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这就使得这些高校在完成最初的使命之后——当初不少地方有参与举办高等教育的积极性有一个意图是提高当地的升学率现在随着高等教育资源的充足地方所办高校在这方面的作用明显“退化”——在当地变为“鸡肋”当地没有得到发展学校招生获得的持续支持减少招生受到影响办学也就难以为继。假如从一开始办学起就立足为当地培养发展当地经济的人才高校会陷入这种尴尬境地吗而如果高校采取这种办学定位当地就能为大学生提供广阔的实践舞台。那种在当地找不到合适实践机会的想法只能表明学校的人才培养没有找到准确的定位。连教育者本身都需要彻底的教育中国商报我国教育存在以下三大传统观念——“改变命运”、“赢在起点”、“争做第一”以这三大观念为轴心组织和发展起来的教育体系让所有受教育者不是根据自己的个性和兴趣在教育中得到个性的发展、人格的完美而是在教育的竞技场上与同辈为命运、为生存、为成功进行“厮杀”。这种教育实则将所有受教育者“教育”为成功者和失败者撕裂了这一代年轻人本应该拥有的平等、同情与关爱——这一段相当深刻。可是这种传统观念可能发生改变吗熊丙奇我国当前的教育主要为“竞技教育”与“功利教育”。很多由此派生的教育观念可谓根深蒂固。然而不管愿不愿意改这些观念必须转变因为这是受形势“所逼”。拿“改变命运”来说,教育就已然难以改变人的命运了——就是考上大学现在也有很多大学毕业生每年超过150万难以找到工作。如果还以这样的观念来对待教育就必然会出现另一个文明社会不愿看到的现象读书无用。我国社会将会出现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高低龄辍学的景象。这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当然转变这种观念不只是教育的改革而更需要社会的改革要通过社会的改革剥离不应该由教育担负的功能我国教育由于担负了诸多不属于教育的功能由此出现教育的异化。这些社会改革包括户籍改革、社会福利保障改革等等如果没有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农村孩子还会以上大学来转变自己的农村户籍吗如果公民的社会福利保障基本一致还需要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低人一等的命运吗中国商报您说“连教育者本身都需要彻底的教育”都需要哪些方面的教育又由谁来教育他们熊丙奇这些教育主要是教育常识的回归。从《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看我国教育者本应该拥有教育自主权但由于教育行政化教育者的教育自主权十分有限而由于教育者没有自主权就表现出三方面问题首先是教育偏离教育规律按行政指令办教育追求教育政绩其次是教育失去尊严教育者连自主权都不具备也就难有独立的教育人格再次是教育者也不尊重受教育者的权益普遍的情况是权益意识十分淡漠在教育中伤害学生权益的教育事件一再发生。以上的道理教育者并非不懂有的是无奈与无助有的则是主动依附教育体制。要“教育”教育者最根本在于改革教育制度因为现实制度才是对他们的最好“教育”。中国商报目前国内有越来越多的“学术明星”徐徐升起很多人支持可也常常被人诟病。您觉得这些学术明星对教育会起到什么作用熊丙奇总体说来对于学术有三方面评价一是“官方评价”也可称为政府评价就是由政府进行学术评价授予某种头衔或者给予某种奖励二是“媒体评价”就是由媒体采访学者报道、传播学者的学术成果、学术思想、学术贡献三是“学术共同体评价”即由学者组成的共同体按学术评价的标准评价学术成果、学术价值与学术贡献。在健康的学术管理环境中“学术共同体评价”是学术评价的主体、核心“官方评价”和“媒体评价”是学术共同体评价的延伸、辅助。在我国目前几乎没有学术共同体评价因为没有学术独特体。于是学术评价主要为“官方评价”和“媒体评价”。“官方评价”包括院士、长江学者评审国家科技奖励颁发等等这造成的结果是学术行政化加剧统计显示新当选的院士80%以上有行政头衔90%以上的国家科技特等奖获得者第一作者有行政头衔。“媒体评”并先后提出了“自主招生不等于自主考试”、《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中国商报》2010年8月13日记者郑立华原题为《给中国教育开100份诊断报告》在我国面向2020年的《教育规划纲要》启动实施之际由著名教育评论家熊丙奇教授撰写的《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该书是继《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之后熊丙奇教授第四本关注中国教育的著作。作者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即将开启新一轮教育改革的2008年、2009年以及2010年“最新”的中国教育事件进行了全面的民间解读并结合教育改革未来10年的发展前景诊断当今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教育像个患了自闭症的孩子中国商报从《大学有问题》、《体系迷墙》、《教育熊视》到本书已经是您的第四部作品了。您觉得您的呼吁有没有或多或少地改变现状熊丙奇这是一个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从2004年出版《大学有问题》到现在已经过去6年多时间很多我所写到的大学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或者稍微缓解反而更加严重。在《体制迷墙》一书中我就和陈丹青先生谈到过这种现象——教育问题与教育问题的解决是不相交、平行运行的教育问题在健康地生长着。对于这种现象有不少人感到沮丧同时对于我不断坚持写教育评论批评教育问题也感到“不解”难道你还对中国教育充斥期待这种状态本就很矛盾——难道沮丧者自己不对中国教育问题的解决也充满期待吗没有希望又何来失望和沮丧呢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教育已经病入骨髓这需要耐心地诊断、开药方、医治。我一直把撰写教育文章视为一个启蒙过程而且我把启蒙的对象比着患了“自闭症”的孩子这就需要你反复地为一个发音、一个动作付出百倍的努力。中国商报杨东平先生在序言中肯定您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您自己是怎么理解这个评价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为何可贵熊丙奇我所坚持的正是杨东平先生所说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所谓民间视角我更愿意理解为独立的视角即不受政府官员也不受所在工作单位的干涉发表自己对于教育的见解。而在发表这些见解时我始终坚持教育立场即教育的本质是什么。这两方面对于我国的教育研究和教育发展来说都十分欠缺。今天有不少教育研究者做的是御用文章就是想方设法论证领导提出的观点是正确的而没有自己的观点而在教育本质问题方面由于长期以来的教育行政化、功利化很多教育理念已经变得面目模糊。我并不认为自己有多高超因为基本上所有的文章谈的都是基本的教育常识。如果说这很“可贵”那是因为常识的严峻缺失。以高校自主招生来说我一直批评目前的自主招生是“伪自主招生”并先后提出了“自主招生不等于自主考试”、“要举行自主招生联考”、“要赋予学生取舍权”一个学生能够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概念——这些在我国教育中的“新观念”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就是常态。而就是这些观点我还受到高校负责招生的人员的“反击”诸如不自主考试还是自主招生吗联考不是自主招生的倒退吗一名学生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现实吗这些反对是很正常的这也说明普及常识的重要。在我坚持不断、喋喋不休的“言说”中我注意到有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已经在引用我的话说“自主招生不是自主考试”我国教改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到要推行高水平大学的联考。我还在多篇文章中提到取消国家承认学历这也被认为是“异想天开”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会被提上教育改革的议事日程。因为这是发展教育的基本常识。常识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过去十年并没有真正的教育改革中国商报尽管我们在不断地改革教育可是中国的教育日趋行政化、商业化、利益化您怎样评价近年来的教育改革熊丙奇严格说来过去十年我国没有进行真正的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本质是对教育利益的全面调整我们看到过教育利益的调整吗可以说过去所谓的教育改革都是在不动摇甚至增加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不涉及教育既得利益者的权益的框架下进行的所以每一次“改革”之后教育的行政化、商业化加剧。比如本科教育评估这本质上就是加大行政权力对大学办学的干涉再比方大学教授分级这本质上也是更强调行政对大学教授的管理。我国教育改革的难点简单地说就是让政府放权实现举办权、办学权、教育权和受教育权的平衡。这也是建立全新的教育管理体制和现代学校制度的内核。所以评价改革成败的标尺很简单就是政府部门的权力经过改革之后是增加还是减少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利是被进一步侵占还是得到维护、增强测验教育改革是不是“动真格”的指标也很简单就是政府部门是否愿意放权。眼下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就让公众存在是假改还是真改的疑虑这是因为改革的主导力量是教育行政部门那么教育行政部门愿意主动放弃本身的权力吗而如果他们不放弃谁又来要求他们必须放弃呢中国商报在《如何把大学办到县里》一章中您以西南联大为例认为“小城镇上的办学更有利于大学远离社会的浮躁”。然而大城市不是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吗小城镇能提供大学生所需的社会实践以及各种条件吗熊丙奇我国大学办学对大城市的依存度很高最近有消息称此前建在一些地级市的本科和高职院校准备搬迁到中心城市具体原因有三一是在地级市获得的办学资源太少到大城市有更大的发展“要举行自主招生联考”、“要赋予学生选择权空间二是学生不愿意报考在地级市的大学觉得不能见识大城市的风采今后的求职空间也很狭窄——我国学生的求职路径是往下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好走往上中小城市到大城市走很难三是招聘不到好教师原有的教师也不断地跳槽到大城市的学校去。出现这种情况与我国大学的办学资源来源单一办学定位以及各地存在的严重不均衡有关。如果办学资源更多来源于政府拨款那么学校的选址必然以大中城市为主而不愿意选择在偏远小城市而国外大学的办学经费是有很多渠道的除了政府拨款、学生学费还有占办学经费很大比例的校友捐赠和社会捐赠。我国高校应该转变依靠地方资源的办学模式。在办学定位上我国中小城市高校延续了基础教育的“背井离乡”模式即把人才“输送”出去而不是把人才作为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建立在地级市的高校应该首先为当地经济发展造就人才而不是以这些学生中有多少考研、有多少到大城市求职就业作为办学的业绩。而这才是地方办大学的重要意义所在。由于地方办大学没有在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模式上进行调整这也就造成了教师的“出走”——既然培养的学生都是以去大城市工作为目标那么又怎能强求老师也坚守岗位呢更重要的是由于地方所办大学没有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形成人才培养、经济发展、反馈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这就使得这些高校在完成最初的使命之后——当初不少地方有参与举办高等教育的积极性有一个意图是提高当地的升学率现在随着高等教育资源的充足地方所办高校在这方面的作用显明“退化”——在当地变为“鸡肋”当地没有得到发展学校招生获得的持续支持减少招生受到影响办学也就难以为继。如果从一开始办学起就立足为当地培养发展当地经济的人才高校会陷入这种尴尬境地吗而如果高校采取这种办学定位当地就能为大学生提供广阔的实践舞台。那种在当地找不到合适实践机会的想法只能表明学校的人才培养没有找到准确的定位。连教育者本身都需要彻底的教育中国商报我国教育存在以下三大传统观念——“改变命运”、“赢在出发点”、“争做第一”以这三大观念为轴心组织和发展起来的教育体系让所有受教育者不是根据自己的个性和兴趣在教育中得到个性的发展、人格的完善而是在教育的竞技场上与同辈为命运、为生存、为成功进行“厮杀”。这种教育实则将所有受教育者“教育”为成功者和失败者撕裂了这一代年轻人本应该拥有的平等、同情与关爱——这一段相当深刻。可是这种传统观念可能发生改变吗熊丙奇我国当前的教育主要为“竞技教育”与“功利教育”。很多由此派生的教育观念可谓根深蒂固。然而不论愿不愿意改这些观念必须转变因为这是受形势“所逼”。拿“改变命运”来说,教育就已然难以改变人的命运了——就是考上大学现在也有很多大学毕业生每年超过150万难以找到工作。如果还以这样的观念来对待教育就必然会出现另一个文明社会不愿看到的现象读书无用。我国社会将会出现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高低龄辍学的景象。这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当然转变这种观念不只是教育的改革而更需要社会的改革要通过社会的改革剥离不应该由教育担负的功能我国教育由于担负了诸多不属于教育的功能由此出现教育的异化。这些社会改革包括户籍改革、社会福利保障改革等等如果没有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农村孩子还会以上大学来转变自己的农村户籍吗如果公民的社会福利保障基本一致还需要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低人一等的命运吗中国商报您说“连教育者本身都需要彻底的教育”都需要哪些方面的教育又由谁来教育他们熊丙奇这些教育主要是教育常识的回归。从《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看我国教育者本应该拥有教育自主权但由于教育行政化教育者的教育自主权十分有限而由于教育者没有自主权就表现出三方面问题首先是教育偏离教育规律按行政指令办教育追求教育政绩其次是教育失去尊严教育者连自主权都不具备也就难有独立的教育人格再次是教育者也不尊重受教育者的权益普遍的情形是权益意识十分淡漠在教育中伤害学生权益的教育事件一再发生。以上的道理教育者并非不懂有的是无奈与无助有的则是主动依附教育体制。要“教育”教育者最根本在于改革教育制度因为现实制度才是对他们的最好“教育”。中国商报目前国内有越来越多的“学术明星”冉冉升起很多人支持可也经常被人诟病。您觉得这些学术明星对教育会起到什么作用熊丙奇总体说来对于学术有三方面评价一是“官方评价”也可称为政府评价就是由政府进行学术评价授予某种头衔或者给予某种奖励二是“媒体评价”就是由媒体采访学者报道、传播学者的学术成果、学术思想、学术奉献三是“学术共同体评价”即由学者组成的共同体按学术评价的标准评价学术成果、学术价值与学术贡献。在健康的学术管理环境中“学术共同体评价”是学术评价的主体、核心“官方评价”和“媒体评价”是学术共同体评价的延伸、辅助。在我国目前几乎没有学术共同体评价因为没有学术共同体。于是学术评价主要为“官方评价”和“媒体评价”。“官方评价”包括院士、长江学者评审国家科技嘉奖颁发等等这造成的结果是学术行政化加剧统计显示新当选的院士80%以上有行政头衔90%以上的国家科技特等奖获得者第一作者有行政头衔。“媒体评”一个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概念——这些在我国教育中的“新观念”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就是常态。而就是这些观点我还受到高校负责招生的人员的“反击”诸如不自主考试还是自主招生吗联考不是自主招生的倒退吗一名学生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现实吗这些反对是很正常的这也说明普及常识的重要。在我坚持不断、喋喋不休的“言说”中我注意到有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已经在引用我的话说“自主招生不是自主考试”我国教改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到要推行高水平大学的联考。我还在多篇文章中提到取消国家承认学历这也被认为是“异想天开”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会被提上教育改革的议事日程。因为这是发展教育的基本常识。常识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空间二是学生不愿意报考在地级市的大学觉得不能见识大城市的风采今后的求职空间也很狭窄——我国学生的求职路径是往下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好走往上中小城市到大城市走很难三是招聘不到好教师原有的教师也不断地跳槽到大城市的学校去。出现这种情况与我国大学的办学资源来源单一办学定位以及各地存在的严重不均衡有关。如果办学资源更多来源于政府拨款那么学校的选址必然以大中城市为主而不愿意选择在偏远小城市而国外大学的办学经费是有很多渠道的除了政府拨款、学生学费还有占办学经费很大比例的校友捐献和社会捐赠。我国高校应该转变依靠地方资源的办学模式。在办学定位上我国中小城市高校延续了基础教育的“背井离乡”模式即把人才“输送”出去而不是把人才作为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建立在地级市的高校应该首先为当地经济发展培养人才而不是以这些学生中有多少考研、有多少到大城市求职就业作为办学的业绩。而这才是地方办大学的重要意义所在。由于地方办大学没有在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模式上进行调整这也就造成了教师的“出走”——既然培养的学生都是以去大城市工作为目标那么又怎能强求老师也坚守岗位呢更重要的是由于地方所办大学没有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形成人才培养、经济发展、反馈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这就使得这些高校在完成最初的使命之后——当初不少地方有参与举办高等教育的积极性有一个用意是提高当地的升学率现在随着高等教育资源的充足地方所办高校在这方面的作用明显“退化”——在当地变为“鸡肋”当地没有得到发展学校招生获得的持续支持减少招生受到影响办学也就难以为继。假如从一开始办学起就立足为当地培养发展当地经济的人才高校会陷入这种尴尬境地吗而如果高校采取这种办学定位当地就能为大学生提供广阔的实践舞台。那种在当地找不到合适实践机遇的想法只能表明学校的人才培养没有找到准确的定位。连教育者本身都需要彻底的教育中国商报我国教育存在以下三大传统观念——“改变命运”、“赢在起点”、“争做第一”以这三大观念为轴心组织和发展起来的教育体系让所有受教育者不是依据自己的个性和兴趣在教育中得到个性的发展、人格的完善而是在教育的竞技场上与同辈为命运、为生存、为成功进行“厮杀”。这种教育实则将所有受教育者“教育”为成功者和失败者撕裂了这一代年轻人本应该拥有的平等、同情与关爱——这一段相当深刻。可是这种传统观念可能发生改变吗熊丙奇我国当前的教育主要为“竞技教育”与“功利教育”。很多由此派生的教育观念可谓根深蒂固。然而不管愿不愿意改这些观念必须转变因为这是受形势“所逼”。拿“改变命运”来说,教育就已然难以改变人的命运了——就是考上大学现在也有很多大学毕业生每年超过150万难以找到工作。如果还以这样的观念来对待教育就必然会出现另一个文明社会不愿看到的现象读书无用。我国社会将会出现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高低龄辍学的景象。这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当然转变这种观念不只是教育的改革而更需要社会的改革要通过社会的改革剥离不应该由教育担负的功能我国教育由于担负了诸多不属于教育的功能由此出现教育的异化。这些社会改革包括户籍改革、社会福利保障改革等等如果没有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农村孩子还会以上大学来转变自己的农村户籍吗如果公民的社会福利保障基本一致还需要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低人一等的命运吗中国商报您说“连教育者本身都需要彻底的教育”都需要哪些方面的教育又由谁来教育他们熊丙奇这些教育主要是教育常识的回归。从《教育法》和《高级教育法》看我国教育者本应该拥有教育自主权但由于教育行政化教育者的教育自主权十分有限而由于教育者没有自主权就表现出三方面问题首先是教育偏离教育规律按行政指令办教育追求教育政绩其次是教育失去尊严教育者连自主权都不具备也就难有独立的教育人格再次是教育者也不尊重受教育者的权益普遍的情况是权益意识十分淡漠在教育中伤害学生权益的教育事件一再发生。以上的道理教育者并非不懂有的是无奈与无助有的则是主动依附教育体制。要“教育”教育者最根本在于改革教育制度因为现实制度才是对他们的最好“教育”。中国商报目前国内有越来越多的“学术明星”冉冉升起很多人支持可也经常被人诟病。您觉得这些学术明星对教育会起到什么作用熊丙奇总体说来对于学术有三方面评价一是“官方评价”也可称为政府评价就是由政府进行学术评价授予某种头衔或者给予某种奖励二是“媒体评价”就是由媒体采访学者报道、传播学者的学术成果、学术思想、学术贡献三是“学术共同体评价”即由学者组成的共同体按学术评价的标准评价学术成果、学术价值与学术贡献。在健康的学术管理环境中“学术共同体评价”是学术评价的主体、核心“官方评价”和“媒体评价”是学术共同体评价的延伸、辅助。在我国目前几乎没有学术共同体评价因为没有学术共同体。于是学术评价主要为“官方评价”和“媒体评价”。“官方评价”包括院士、长江学者评审国家科技奖励颁发等等这造成的结果是学术行政化加剧统计显示新当选的院士80%以上有行政头衔90%以上的国家科技特等奖获得者第一作者有行政头衔。“媒体评 过去十年并没有真正的教育改革空间二是学生不愿意报考在地级市的大学觉得不能见识大城市的风采今后的求职空间也很狭窄——我国学生的求职路径是往下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好走往上中小城市到大城市走很难三是招聘不到好教师原有的教师也不断地跳槽到大城市的学校去。出现这种情况与我国大学的办学资源来源单一办学定位以及各地存在的严重不均衡有关。如果办学资源更多来源于政府拨款那么学校的选址必然以大中城市为主而不愿意选择在偏远小城市而国外大学的办学经费是有很多渠道的除了政府拨款、学生学费还有占办学经费很大比例的校友捐赠和社会捐赠。我国高校应该转变依靠地方资源的办学模式。在办学定位上我国中小城市高校延续了基础教育的“背井离乡”模式即把人才“输送”出去而不是把人才作为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建立在地级市的高校应该首先为当地经济发展培养人才而不是以这些学生中有多少考研、有多少到大城市求职就业作为办学的业绩。而这才是地方办大学的重要意义所在。由于地方办大学没有在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模式上进行调整这也就造成了教师的“出走”——既然培养的学生都是以去大城市工作为目标那么又怎能强求老师也坚守岗位呢更重要的是由于地方所办大学没有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造成人才培养、经济发展、反馈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这就使得这些高校在实现最初的使命之后——当初不少地方有参与举办高等教育的积极性有一个意图是提高当地的升学率现在随着高等教育资源的充足地方所办高校在这方面的作用明显“退化”——在当地变为“鸡肋”当地没有得到发展学校招生获得的持续支持减少招生受到影响办学也就难以为继。假如从一开始办学起就立足为当地培养发展当地经济的人才高校会陷入这种尴尬境地吗而如果高校采取这种办学定位当地就能为大学生提供广阔的实践舞台。那种在当地找不到合适实践机会的想法只能表明学校的人才培养没有找到准确的定位。连教育者本身都需要彻底的教育中国商报我国教育存在以下三大传统观念——“改变命运”、“赢在起点”、“争做第一”以这三大观念为轴心组织和发展起来的教育体系让所有受教育者不是根据自己的个性和兴趣在教育中得到个性的发展、人格的完善而是在教育的竞技场上与同辈为命运、为生存、为成功进行“厮杀”。这种教育实则将所有受教育者“教育”为成功者和失败者撕裂了这一代年轻人本应该拥有的平等、同情与关爱——这一段相当深刻。可是这种传统观念可能发生改变吗熊丙奇我国当前的教育主要为“竞技教育”与“功利教育”。很多由此派生的教育观念可谓根深蒂固。然而不管愿不愿意改这些观念必须转变因为这是受形势“所逼”。拿“改变命运”来说,教育就已然难以改变人的命运了——就是考上大学现在也有很多大学毕业生每年超过150万难以找到工作。如果还以这样的观念来对待教育就必然会出现另一个文明社会不愿看到的现象读书无用。我国社会将会出现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高低龄辍学的气象。这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当然转变这种观念不只是教育的改革而更需要社会的改革要通过社会的改革剥离不应该由教育担负的功能我国教育由于担负了诸多不属于教育的功能由此出现教育的异化。这些社会改革包括户籍改革、社会福利保障改革等等如果没有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农村孩子还会以上大学来转变自己的农村户籍吗如果公民的社会福利保障基本一致还需要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低人一等的命运吗中国商报您说“连教育者本身都需要彻底的教育”都需要哪些方面的教育又由谁来教育他们熊丙奇这些教育主要是教育常识的回归。从《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看我国教育者本应该拥有教育自主权但由于教育行政化教育者的教育自主权十分有限而由于教育者没有自主权就表示出三方面问题首先是教育偏离教育规律按行政指令办教育追求教育政绩其次是教育失去尊严教育者连自主权都不具备也就难有独立的教育人格再次是教育者也不尊重受教育者的权益普遍的情况是权益意识十分淡漠在教育中伤害学生权益的教育事件一再发生。以上的道理教育者并非不懂有的是无奈与无助有的则是主动依附教育体制。要“教育”教育者最基本在于改革教育制度因为现实制度才是对他们的最好“教育”。中国商报目前国内有越来越多的“学术明星”冉冉升起很多人支持可也经常被人诟病。您觉得这些学术明星对教育会起到什么作用熊丙奇总体说来对于学术有三方面评价一是“官方评价”也可称为政府评价就是由政府进行学术评价授予某种头衔或者给予某种奖励二是“媒体评价”就是由媒体采访学者报道、传播学者的学术成果、学术思想、学术贡献三是“学术共同体评价”即由学者组成的共同体按学术评价的标准评价学术成果、学术价值与学术贡献。在健康的学术管理环境中“学术共同体评价”是学术评价的主体、核心“官方评价”和“媒体评价”是学术共同体评价的延伸、辅助。在我国目前几乎没有学术共同体评价因为没有学术共同体。于是学术评价主要为“官方评价”和“媒体评价”。“官方评价”包括院士、长江学者评审国家科技奖励颁发等等这造成的结果是学术行政化加剧统计显示新入选的院士80%以上有行政头衔90%以上的国家科技特等奖获得者第一作者有行政头衔。“媒体评中国商报尽管我们在不断地改革教育可是中国的教育日趋行政化、商业化、利益化您怎样评价近年来的教育改革空间二是学生不愿意报考在地级市的大学觉得不能见识大城市的风度今后的求职空间也很狭窄——我国学生的求职路径是往下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好走往上中小城市到大城市走很难三是招聘不到好教师原有的教师也不断地跳槽到大城市的学校去。出现这种情况与我国大学的办学资源来源单一办学定位以及各地存在的严重不均衡有关。如果办学资源更多来源于政府拨款那么学校的选址必然以大中城市为主而不愿意选择在偏远小城市而国外大学的办学经费是有很多渠道的除了政府拨款、学生学费还有占办学经费很大比例的校友捐赠和社会捐赠。我国高校应该转变依靠地方资源的办学模式。在办学定位上我国中小城市高校延续了基础教育的“背井离乡”模式即把人才“输送”出去而不是把人才作为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建立在地级市的高校应该首先为当地经济发展培养人才而不是以这些学生中有多少考研、有多少到大城市求职就业作为办学的业绩。而这才是地方办大学的重要意义所在。由于地方办大学没有在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模式上进行调整这也就造成了教师的“出走”——既然培养的学生都是以去大城市工作为目标那么又怎能强求老师也坚守岗位呢更重要的是由于地方所办大学没有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形成人才培养、经济发展、反馈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这就使得这些高校在完成最初的使命之后——当初不少地方有参与举办高等教育的积极性有一个意图是提高当地的升学率现在跟着高等教育资源的充足地方所办高校在这方面的作用明显“退化”——在当地变为“鸡肋”当地没有得到发展学校招生获得的持续支持减少招生受到影响办学也就难以为继。如果从一开始办学起就立足为当地培养发展当地经济的人才高校会陷入这种尴尬境地吗而如果高校采取这种办学定位当地就能为大学生提供广阔的实践舞台。那种在当地找不到合适实践机会的想法只能表明学校的人才培养没有找到准确的定位。连教育者本身都需要彻底的教育中国商报我国教育存在以下三大传统观念——“改变命运”、“赢在起点”、“争做第一”以这三大观念为轴心组织和发展起来的教育体系让所有受教育者不是根据自己的个性和兴趣在教育中得到个性的发展、人格的完善而是在教育的竞技场上与同辈为命运、为生存、为成功进行“厮杀”。这种教育实则将所有受教育者“教育”为成功者和失败者撕裂了这一代年轻人本应该拥有的平等、同情与关爱——这一段相当深刻。可是这种传统观念可能发生改变吗熊丙奇我国当前的教育主要为“竞技教育”与“功利教育”。很多由此派生的教育观念可谓根深蒂固。然而不管愿不愿意改这些观念必须转变因为这是受形势“所逼”。拿“改变命运”来说,教育就已然难以改变人的命运了——就是考上大学现在也有很多大学毕业生每年超过150万难以找到工作。如果还以这样的观念来对待教育就必然会出现另一个文明社会不愿看到的现象读书无用。我国社会将会出现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高低龄辍学的景象。这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当然转变这种观念不只是教育的改革而更需要社会的改革要通过社会的改革剥离不应该由教育担负的功效我国教育由于担负了诸多不属于教育的功能由此出现教育的异化。这些社会改革包括户籍改革、社会福利保障改革等等如果没有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农村孩子还会以上大学来转变自己的农村户籍吗如果公民的社会福利保障基本一致还需要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低人一等的命运吗中国商报您说“连教育者本身都需要彻底的教育”都需要哪些方面的教育又由谁来教育他们熊丙奇这些教育主要是教育常识的回归。从《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看我国教育者本应该拥有教育自主权但由于教育行政化教育者的教育自主权十分有限而由于教育者没有自主权就表现出三方面问题首先是教育偏离教育规律按行政指令办教育追求教育政绩其次是教育失去尊严教育者连自主权都不具备也就难有独立的教育人格再次是教育者也不尊重受教育者的权益普遍的情况是权益意识十分淡漠在教育中伤害学生权益的教育事件一再发生。以上的道理教育者并非不懂有的是无奈与无助有的则是主动依附教育体制。要“教育”教育者最根本在于改革教育制度因为现实制度才是对他们的最好“教育”。中国商报目前国内有越来越多的“学术明星”冉冉升起很多人支持可也经常被人诟病。您觉得这些学术明星对教育会起到什么作用熊丙奇总体说来对于学术有三方面评价一是“官方评价”也可称为政府评价就是由政府进行学术评价授予某种头衔或者给予某种奖励二是“媒体评价”就是由媒体采访学者报道、传播学者的学术成果、学术思想、学术贡献三是“学术共同体评价”即由学者组成的共同体按学术评价的标准评价学术成果、学术价值与学术贡献。在健康的学术管理环境中“学术共同体评价”是学术评价的主体、核心“官方评价”和“媒体评价”是学术共同体评价的延长、辅助。在我国目前几乎没有学术共同体评价因为没有学术共同体。于是学术评价主要为“官方评价”和“媒体评价”。“官方评价”包括院士、长江学者评审国家科技奖励颁发等等这造成的结果是学术行政化加剧统计显示新当选的院士80%以上有行政头衔90%以上的国家科技特等奖获得者第一作者有行政头衔。“媒体评熊丙奇严格说来过去十年我国没有进行真正的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本质是对教育利益的全面调整我们看到过教育利益的调整吗可以说过去所谓的教育改革都是在不动摇甚至增长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不涉及教育既得利益者的权益的框架下进行的所以每一次“改革价”则是通过大众媒介向公众推荐学者及其成果那些时常曝光的学者也就成了“学术明星”“学术明星”对于传播学术思想有一定作用然而由于媒体本身的立场、大众媒体传播的要求“学术明星”的学术成果有的并不被认同而由于追求收视率等因素“学术明星”的话语也往往有失严谨再加上媒体难以构建“学术共同体”这样学术争论机制“学术明星”的“学术不被争议人却被争议”也就在所难免学术也就在这样的争议中变为名利场。因此“学术明星”对教育的作用极为有限甚至可能发生反作用。对于我国教育与学术来说还是应该恢复重建学术本位的管理建立“学术共同体”。先要把大学变为“大学”中国商报近年来国内很多高校都在追求“一流大学”的称号并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那么理想中的现代大学制度是什么样我们距离一流大学还有多远熊丙奇理想中的现代大学制度其基本特征是“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体现的是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合理的权责关系。以这样的现代大学制度审视我国大学你会发现目前其实没有一所真正意义的现代大学因此我常说我国大学的问题是没有大学的问题。现在不要提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先要把大学变为“大学”。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也提到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但在现代大学制度之前有“中国特色”这一界定这一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是怎样的呢《纲要》的表述是“依法办学、自主管理、社会参与、民主监督”。如果按此表述我国大学已经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了现实中很多大学不就是这样“办”的么假如我国大学以此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将遥遥无期。中国商报您说2010年也应成为“依法治教年”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吗熊丙奇是的。如果把1993年版的《中国教育和发展规划纲要》、1999年1月1日实施的《高等教育法》、2006年9月1日实施的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还有前不久正式公布的《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拿来出对比阅读你会发现很多所谓的改革其实不是“改革”只不过是对法律法规的落实而已。比如《教育规划纲要》提到要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可是10年前的《高等教育法》早已明确规定学校拥有7项办学自主权而至今没有一所大学拥有一项自主权。相似的例子举不胜举。在我看来我国教育能够完整地落实已经颁发的教育法律法规当前的问题就解决了至少七八成包括义务教育均衡、教师待遇、大学的去行政化、民办教育的平等权利等等早在法律法规中都有白纸黑字的规定。而这加重了民众的教育焦虑法律规定的都不执行尚不是法律文本的《教育规划纲要》会不会成为一纸空文呢中国教育的明天又会在哪里呢明天在哪里就在永不放弃希望的争取中。”之后教育的行政化、商业化加剧。比如本科教育评估这本质上就是加大行政权力对大学办学的干涉再比如大学教授分级这本质上也是更强调行政对大学教授的管理。价”则是通过大众媒介向公众推荐学者及其成果那些时常曝光的学者也就成了“学术明星”“学术明星”对于传播学术思想有一定作用然而由于媒体本身的立场、大众媒体传播的要求“学术明星”的学术成果有的并不被认同而由于追求收视率等因素“学术明星”的话语也往往有失严谨再加上媒体难以构建“学术共同体”这样学术争论机制“学术明星”的“学术不被争议人却被争议”也就在所难免学术也就在这样的争议中变为名利场。因此“学术明星”对教育的作用极为有限甚至可能产生反作用。对于我国教育与学术来说还是应该恢复重建学术本位的管理建立“学术共同体”。先要把大学变为“大学”中国商报近年来国内很多高校都在追求“一流大学”的称号并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那么理想中的现代大学制度是什么样我们距离一流大学还有多远熊丙奇理想中的现代大学制度其基本特征是“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体现的是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合理的权责关系。以这样的现代大学制度审视我国大学你会发现目前其实没有一所真正意义的现代大学因此我常说我国大学的问题是没有大学的问题。现在不要提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先要把大学变为“大学”。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也提到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但在现代大学制度之前有“中国特色”这一界定这一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是怎样的呢《纲要》的表述是“依法办学、自主管理、社会参与、民主监督”。如果按此表述我国大学已经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了现实中很多大学不就是这样“办”的么假如我国大学以此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将遥遥无期。中国商报您说2010年也应成为“依法治教年”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吗熊丙奇是的。如果把1993年版的《中国教育和发展规划纲要》、1999年1月1日实施的《高等教育法》、2006年9月1日实施的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还有前不久正式公布的《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拿来出比较阅读你会发现很多所谓的改革其实不是“改革”只不过是对法律法规的落实而已。比如《教育规划纲要》提到要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可是10年前的《高等教育法》早已明确规定学校拥有7项办学自主权而至今没有一所大学占有一项自主权。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我看来我国教育能够完整地落实已经颁发的教育法律法规当前的问题就解决了至少七八成包括义务教育均衡、教师待遇、大学的去行政化、民办教育的平等权利等等早在法律法规中都有白纸黑字的规定。而这加重了民众的教育焦虑法律规定的都不执行尚不是法律文本的《教育规划纲要》会不会成为一纸空文呢中国教育的明天又会在哪里呢明天在哪里就在永不放弃希望的争取中。我国教育改革的难点简单地说就是让政府放权实现举办权、办学权、教育权和受教育权的平衡。这也是建立全新的教育管理体制和现代学校制度的内核。所以评价改革成败的标尺很简单就是政府部门的权力经过改革之后是增加还是减少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利是被进一步侵占还是得到维护、增强检验教育改革是不是“动真格”的指标也很简单就是政府部门是否愿意放权。价”则是通过大众媒介向公众推荐学者及其成果那些时常曝光的学者也就成了“学术明星”“学术明星”对于传播学术思想有一定作用然而由于媒体本身的立场、大众媒体传播的要求“学术明星”的学术成果有的并不被认同而由于追求收视率等因素“学术明星”的话语也往往有失严谨再加上媒体难以构建“学术共同体”这样学术争论机制“学术明星”的“学术不被争议人却被争议”也就在劫难逃学术也就在这样的争议中变为名利场。因此“学术明星”对教育的作用极为有限甚至可能产生反作用。对于我国教育与学术来说还是应该恢复重建学术本位的管理建立“学术共同体”。先要把大学变为“大学”中国商报近年来国内很多高校都在追求“一流大学”的称号并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那么理想中的现代大学制度是什么样我们距离一流大学还有多远熊丙奇理想中的现代大学制度其基本特征是“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体现的是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公道的权责关系。以这样的现代大学制度审视我国大学你会发明目前其实没有一所真正意义的现代大学因此我常说我国大学的问题是没有大学的问题。现在不要提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先要把大学变为“大学”。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也提到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但在现代大学制度之前有“中国特色”这一界定这一有中国特点的现代大学制度是怎样的呢《纲要》的表述是“依法办学、自主管理、社会参与、民主监督”。如果按此表述我国大学已经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了现实中很多大学不就是这样“办”的么假如我国大学以此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将遥遥无期。中国商报您说2010年也应成为“依法治教年”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吗熊丙奇是的。如果把1993年版的《中国教育和发展规划纲要》、1999年1月1日实施的《高等教育法》、2006年9月1日实施的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还有前不久正式公布的《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拿来出对比阅读你会发现很多所谓的改革其实不是“改革”只不过是对法律法规的落实而已。比如《教育计划纲要》提到要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可是10年前的《高等教育法》早已明确规定学校拥有7项办学自主权而至今没有一所大学拥有一项自主权。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我看来我国教育能够完整地落实已经颁发的教育法律法规当前的问题就解决了至少七八成包括义务教育均衡、教师待遇、大学的去行政化、民办教育的平等权利等等早在法律法规中都有白纸黑字的规定。而这加重了民众的教育焦虑法律规定的都不执行尚不是法律文本的《教育规划纲要》会不会成为一纸空文呢中国教育的明天又会在哪里呢明天在哪里就在永不放弃希望的争取中。眼下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就让公众存在是假改还是真改的疑虑这是因为改革的主导力量是教育行政部门那么教育行政部门愿意主动放弃自身的权力吗而如果他们不放弃谁又来要求他们必须放弃呢空间二是学生不愿意报考在地级市的大学觉得不能见识大城市的风采今后的求职空间也很狭窄——我国学生的求职路径是往下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好走往上中小城市到大城市走很难三是招聘不到好教师原有的教师也不断地跳槽到大城市的学校去。涌现这种情况与我国大学的办学资源来源单一办学定位以及各地存在的严重不均衡有关。如果办学资源更多来源于政府拨款那么学校的选址必然以大中城市为主而不愿意选择在偏远小城市而国外大学的办学经费是有很多渠道的除了政府拨款、学生学费还有占办学经费很大比例的校友捐赠和社会捐赠。我国高校应该转变依靠地方资源的办学模式。在办学定位上我国中小城市高校延续了基础教育的“背井离乡”模式即把人才“输送”出去而不是把人才作为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建立在地级市的高校应该首先为当地经济发展培养人才而不是以这些学生中有多少考研、有多少到大城市求职就业作为办学的业绩。而这才是地方办大学的重要意义所在。由于地方办大学没有在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模式上进行调整这也就造成了教师的“出走”——既然培养的学生都是以去大城市工作为目标那么又怎能强求老师也坚守岗位呢更重要的是由于地方所办大学没有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形成人才培养、经济发展、反馈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这就使得这些高校在完成最初的使命之后——当初不少地方有参与举办高等教育的积极性有一个意图是提高当地的升学率现在随着高等教育资源的充足地方所办高校在这方面的作用明显“退化”——在当地变为“鸡肋”当地没有得到发展学校招生获得的持续支持减少招生受到影响办学也就难以为继。假如从一开始办学起就立足为当地培养发展当地经济的人才高校会陷入这种尴尬境地吗而如果高校采取这种办学定位当地就能为大学生提供广阔的实践舞台。那种在当地找不到合适实践机会的主意只能表明学校的人才培养没有找到准确的定位。连教育者本身都需要彻底的教育中国商报我国教育存在以下三大传统观念——“改变命运”、“赢在起点”、“争做第一”以这三大观念为轴心组织和发展起来的教育体系让所有受教育者不是根据自己的个性和兴趣在教育中得到个性的发展、人格的完善而是在教育的竞技场上与同辈为命运、为生存、为成功进行“厮杀”。这种教育实则将所有受教育者“教育”为成功者和失败者撕裂了这一代年轻人本应该拥有的平等、同情与关爱——这一段相当深刻。可是这种传统观念可能发生改变吗熊丙奇我国当前的教育主要为“竞技教育”与“功利教育”。很多由此派生的教育观念可谓根深蒂固。然而不管愿不愿意改这些观念必须转变因为这是受形势“所逼”。拿“改变命运”来说,教育就已然难以改变人的命运了——就是考上大学现在也有很多大学毕业生每年超过150万难以找到工作。如果还以这样的观念来对待教育就必然会出现另一个文明社会不愿看到的现象读书无用。我国社会将会出现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高低龄辍学的景象。这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当然转变这种观念不只是教育的改革而更需要社会的改革要通过社会的改革剥离不应该由教育担负的功能我国教育由于担负了诸多不属于教育的功能由此出现教育的异化。这些社会改革包括户籍改革、社会福利保障改革等等如果没有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农村孩子还会以上大学来转变自己的农村户籍吗如果公民的社会福利保障基本一致还需要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低人一等的命运吗中国商报您说“连教育者本身都需要彻底的教育”都需要哪些方面的教育又由谁来教育他们熊丙奇这些教育主要是教育常识的回归。从《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看我国教育者本应该拥有教育自主权但由于教育行政化教育者的教育自主权十分有限而由于教育者没有自主权就表现出三方面问题首先是教育偏离教育规律按行政指令办教育追求教育政绩其次是教育失去尊严教育者连自主权都不具备也就难有独立的教育人格再次是教育者也不尊重受教育者的权益普遍的情况是权益意识十分淡漠在教育中伤害学生权益的教育事件一再发生。以上的道理教育者并非不懂有的是无奈与无助有的则是主动依附教育体制。要“教育”教育者最根本在于改革教育制度因为现实制度才是对他们的最好“教育”。中国商报目前国内有越来越多的“学术明星”冉冉升起很多人支持可也经常被人诟病。您觉得这些学术明星对教育会起到什么作用熊丙奇总体说来对于学术有三方面评价一是“官方评价”也可称为政府评价就是由政府进行学术评价授予某种头衔或者给予某种奖励二是“媒体评价”就是由媒体采访学者报道、传播学者的学术成果、学术思想、学术贡献三是“学术共同体评价”即由学者组成的共同体按学术评价的标准评价学术成果、学术价值与学术贡献。在健康的学术管理环境中“学术共同体评价”是学术评价的主体、核心“官方评价”和“媒体评价”是学术共同体评价的延伸、辅助。在我国目前几乎没有学术共同体评价因为没有学术共同体。于是学术评价重要为“官方评价”和“媒体评价”。“官方评价”包括院士、长江学者评审国家科技奖励颁发等等这造成的结果是学术行政化加剧统计显示新当选的院士80%以上有行政头衔90%以上的国家科技特等奖获得者第一作者有行政头衔。“媒体评中国商报在《如何把大学办到县里》一章中您以西南联大为例认为“小城镇上的办学更有利于大学远离社会的浮躁”。但是大城市不是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吗小城镇能提供大学生所需的社会实践以及各种条件吗《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中国商报》2010年8月13日记者郑立华原题为《给中国教育开100份诊断报告》在我国面向2020年的《教育规划纲要》启动实施之际由著名教育评论家熊丙奇教授撰写的《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该书是继《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之后熊丙奇教授第四本关注中国教育的著作。作者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即将开启新一轮教育改革的2008年、2009年以及2010年“最新”的中国教育事件进行了全面的民间解读并结合教育改革未来10年的发展前景诊断当今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教育像个患了自闭症的孩子中国商报从《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到本书已经是您的第四部作品了。您觉得您的呼吁有没有或多或少地改变现状熊丙奇这是一个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从2004年出版《大学有问题》到现在已经过去6年多时光很多我所写到的大学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或者稍微缓解反而更加严重。在《体制迷墙》一书中我就和陈丹青先生谈到过这种现象——教育问题与教育问题的解决是不相交、平行运行的教育问题在健康地生长着。对于这种现象有不少人感到沮丧同时对于我不断坚持写教育评论批评教育问题也感到“不解”难道你还对中国教育充满期待这种状况本就很矛盾——难道沮丧者自己不对中国教育问题的解决也充满期待吗没有希望又何来失望和沮丧呢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教育已经病入骨髓这需要耐心地诊断、开药方、医治。我一直把撰写教育文章视为一个启蒙过程而且我把启蒙的对象比着患了“自闭症”的孩子这就需要你反复地为一个发音、一个动作付出百倍的努力。中国商报杨东平先生在序言中肯定您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您自己是怎么理解这个评价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为何可贵熊丙奇我所坚持的正是杨东平先生所说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所谓民间视角我更愿意理解为独立的视角即不受政府官员也不受所在工作单位的干涉发表自己对于教育的见解。而在发表这些见解时我始终坚持教育立场即教育的本质是什么。这两方面对于我国的教育研讨和教育发展来说都十分欠缺。今天有不少教育研究者做的是御用文章就是千方百计论证领导提出的观点是正确的而没有自己的观点而在教育实质问题方面由于长期以来的教育行政化、功利化很多教育理念已经变得面目模糊。我并不认为自己有多高明因为基本上所有的文章谈的都是根本的教育常识。如果说这很“可贵”那是因为常识的严重缺失。以高校自主招生来说我一直批评目前的自主招生是“伪自主招生”并先后提出了“自主招生不等于自主考试”、“要举行自主招生联考”、“要赋予学生挑选权”一个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概念——这些在我国教育中的“新观念”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就是常态。而就是这些观点我还受到高校负责招生的人员的“反击”诸如不自主考试还是自主招生吗联考不是自主招生的倒退吗一名学生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现实吗这些反对是很正常的这也阐明普及常识的重要。在我坚持不断、喋喋不休的“言说”中我注意到有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已经在引用我的话说“自主招生不是自主考试”我国教改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到要推行高水平大学的联考。我还在多篇文章中提到取消国家承认学历这也被认为是“异想天开”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会被提上教育改革的议事日程。因为这是发展教育的基本常识。常识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过去十年并没有真正的教育改革中国商报尽管我们在不断地改革教育可是中国的教育日趋行政化、商业化、利益化您怎样评价近年来的教育改革熊丙奇严格说来过去十年我国没有进行真正的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本质是对教育利益的全面调整我们看到过教育利益的调整吗可以说过去所谓的教育改革都是在不动摇甚至增加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不涉及教育既得利益者的权益的框架下进行的所以每一次“改革”之后教育的行政化、商业化加剧。比如本科教育评估这本质上就是加大行政权力对大学办学的干涉再比如大学教授分级这本质上也是更强调行政对大学教授的管理。我国教育改革的难点简单地说就是让政府放权实现举办权、办学权、教育权和受教育权的平衡。这也是建立全新的教育管理体制和现代学校制度的内核。所以评价改革成败的标尺很简单就是政府部门的权力经过改革之后是增加还是减少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利是被进一步侵占还是得到维护、增强检验教育改革是不是“动真格”的指标也很简单就是政府部门是否愿意放权。眼下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就让公众存在是假改还是真改的疑虑这是因为改革的主导力量是教育行政部门那么教育行政部门愿意主动放弃自身的权力吗而如果他们不放弃谁又来要求他们必须放弃呢中国商报在《如何把大学办到县里》一章中您以西南联大为例认为“小城镇上的办学更有利于大学远离社会的浮躁”。但是大城市不是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吗小城镇能提供大学生所需的社会实践以及各种条件吗熊丙奇我国大学办学对大城市的依存度很高最近有消息称此前建在一些地级市的本科和高职院校准备搬迁到中央城市详细原因有三一是在地级市获得的办学资源太少到大城市有更大的发展熊丙奇我国大学办学对大城市的依存度很高最近有消息称此前建在一些地级市的本科和高职院校准备搬迁到中心城市具体原因有三一是在地级市获得的办学资源太少到大城市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二是学生不愿意报考在地级市的大学觉得不能见识大城市的风采今后的求职空间也很狭窄——我国学生的求职路径是往下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好走往上中小城市到大城市走很难三是招聘不到好先生原有的教师也不断地跳槽到大城市的学校去。出现这种情况与我国大学的办学资源来源单一办学定位以及各地存在的严重不平衡有关。如果办学资源更多来源于政府拨款那么学校的选址必然以大中城市为主而不愿意选择在偏远小城市而国外大学的办学经费是有很多渠道的除了政府拨款、学生学费还有占办学经费很大比例的校友捐赠和社会捐赠。我国高校应该转变依靠地方资源的办学模式。《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中国商报》2010年8月13日记者郑立华原题为《给中国教育开100份诊断报告》在我国面向2020年的《教育规划纲要》启动实施之际由著名教育评论家熊丙奇教授撰写的《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该书是继《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之后熊丙奇教授第四本关注中国教育的著作。作者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即将开启新一轮教育改革的2008年、2009年以及2010年“最新”的中国教育事件进行了全面的民间解读并结合教育改革未来10年的发展前景诊断当今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教育像个患了自闭症的孩子中国商报从《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到本书已经是您的第四部作品了。您觉得您的呼吁有没有或多或少地改变现状熊丙奇这是一个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从2004年出版《大学有问题》到现在已经过去6年多时间很多我所写到的大学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或者稍微缓解反而更加严重。在《体制迷墙》一书中我就和陈丹青先生谈到过这种现象——教育问题与教育问题的解决是不相交、平行运行的教育问题在健康地生长着。对于这种现象有不少人感到沮丧同时对于我不断保持写教育评论批评教育问题也感到“不解”岂非你还对中国教育充满期待这种状态本就很矛盾——难道沮丧者自己不对中国教育问题的解决也充满期待吗没有希望又何来失望跟沮丧呢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教育已经病入骨髓这需要耐心地诊断、开药方、医治。我一直把撰写教育文章视为一个启蒙过程而且我把启蒙的对象比着患了“自闭症”的孩子这就需要你反复地为一个发音、一个动作付出百倍的努力。中国商报杨东平先生在序言中确定您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您自己是怎么理解这个评价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为何可贵熊丙奇我所坚持的恰是杨东平先生所说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所谓民间视角我更愿意理解为独立的视角即不受政府官员也不受所在工作单位的干涉发表自己对于教育的见解。而在发表这些见解时我始终坚持教育立场即教育的本质是什么。这两方面对于我国的教育研究和教育发展来说都十分欠缺。今天有不少教育研究者做的是御用文章就是想方想法论证领导提出的观点是正确的而没有自己的观点而在教育本质问题方面由于长期以来的教育行政化、功利化很多教育理念已经变得面目模糊。我并不认为自己有多高明因为基本上所有的文章谈的都是基本的教育常识。如果说这很“可贵”那是因为常识的严重缺失。以高校自主招生来说我一直批评目前的自主招生是“伪自主招生”并先后提出了“自主招生不等于自主考试”、“要举行自主招生联考”、“要赋予学生选择权”一个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概念——这些在我国教育中的“新观念”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就是常态。而就是这些观点我还受到高校负责招生的人员的“反击”诸如不自主考试还是自主招生吗联考不是自主招生的倒退吗一名学生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事实吗这些反对是很正常的这也说明普及常识的重要。在我坚持不断、喋喋不休的“言说”中我注意到有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已经在引用我的话说“自主招生不是自主考试”我国教改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到要推行高水平大学的联考。我还在多篇文章中提到取消国家承认学历这也被认为是“异想天开”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会被提上教育改革的议事日程。因为这是发展教育的基本常识。常识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过去十年并没有真正的教育改革中国商报尽管我们在不断地改革教育可是中国的教育日趋行政化、商业化、利益化您怎样评价近年来的教育改革熊丙奇严格说来过去十年我国没有进行真正的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本质是对教育利益的全面调整我们看到过教育利益的调整吗可以说过去所谓的教育改革都是在不动摇甚至增加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不涉及教育既得利益者的权益的框架下进行的所以每一次“改革”之后教育的行政化、商业化加剧。比如本科教育评估这本质上就是加大行政权力对大学办学的干涉再比如大学教授分级这本质上也是更强调行政对大学教授的管理。我国教育改革的难点简单地说就是让政府放权实现举办权、办学权、教育权和受教育权的平衡。这也是建立全新的教育管理体制和现代学校制度的内核。所以评价改革成败的标尺很简单就是政府部门的权力经过改革之后是增加还是减少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利是被进一步侵占还是得到维护、增强检验教育改革是不是“动真格”的指标也很简单就是政府部门是否愿意放权。眼下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就让公众存在是假改还是真改的疑虑这是因为改革的主导力量是教育行政部门那么教育行政部分愿意主动放弃自身的权力吗而如果他们不放弃谁又来要求他们必须放弃呢中国商报在《如何把大学办到县里》一章中您以西南联大为例以为“小城镇上的办学更有利于大学远离社会的浮躁”。但是大城市不是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吗小城镇能提供大学生所需的社会实践以及各种条件吗熊丙奇我国大学办学对大城市的依存度很高最近有消息称此前建在一些地级市的本科和高职院校准备搬迁到中心城市具体原因有三一是在地级市获得的办学资源太少到大城市有更大的发展在办学定位上我国中小城市高校延续了基础教育的“背井离乡”模式即把人才“输送《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中国商报》2010年8月13日记者郑立华原题为《给中国教育开100份诊断报告》在我国面向2020年的《教育规划纲要》启动实施之际由著名教育评论家熊丙奇教授撰写的《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该书是继《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之后熊丙奇教授第四本关注中国教育的著作。作者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即将开启新一轮教育改革的2008年、2009年以及2010年“最新”的中国教育事件进行了全面的民间解读并结合教育改革未来10年的发展前景诊断当今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教育像个患了自闭症的孩子中国商报从《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到本书已经是您的第四部作品了。您觉得您的呼吁有没有或多或少地改变现状熊丙奇这是一个我常常被问到的问题。从2004年出版《大学有问题》到现在已经过去6年多时间很多我所写到的大知识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或者稍微缓解反而更加严重。在《体制迷墙》一书中我就和陈丹青先生谈到过这种现象——教育问题与教育问题的解决是不相交、平行运行的教育问题在健康地生长着。对于这种现象有不少人感到沮丧同时对于我不断坚持写教育评论批评教育问题也感到“不解”难道你还对中国教育充满期待这种状态本就很矛盾——难道沮丧者自己不对中国教育问题的解决也充满期待吗没有希望又何来失望和沮丧呢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教育已经病入骨髓这需要耐心地诊断、开药方、医治。我一直把撰写教育文章视为一个启蒙过程而且我把启蒙的对象比着患了“自闭症”的孩子这就需要你反复地为一个发音、一个动作付出百倍的努力。中国商报杨东平先生在序言中肯定您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您自己是怎么理解这个评价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为何可贵熊丙奇我所坚持的正是杨东平先生所说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所谓民间视角我更愿意理解为独立的视角即不受政府官员也不受所在工作单位的干涉发表自己对于教育的见解。而在发表这些见解时我始终坚持教育立场即教育的本质是什么。这两方面对于我国的教育研究和教育发展来说都十分欠缺。今天有不少教育研究者做的是御用文章就是想方设法论证领导提出的观点是正确的而没有自己的观点而在教育本质问题方面由于长期以来的教育行政化、功利化很多教育理念已经变得面目含混。我并不认为自己有多高明因为基本上所有的文章谈的都是基本的教育常识。如果说这很“可贵”那是因为常识的严重缺失。以高校自主招生来说我一直批评目前的自主招生是“伪自主招生”并先后提出了“自主招生不等于自主考试”、“要举行自主招生联考”、“要赋予学生选择权”一个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概念——这些在我国教育中的“新观念”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就是常态。而就是这些观点我还受到高校负责招生的人员的“反击”诸如不自主考试还是自主招生吗联考不是自主招生的倒退吗一名学生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现实吗这些反对是很正常的这也说明普及常识的重要。在我坚持不断、喋喋不休的“言说”中我注意到有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已经在引用我的话说“自主招生不是自主考试”我国教改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到要推行高程度大学的联考。我还在多篇文章中提到取消国家承认学历这也被认为是“异想天开”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会被提上教育改革的议事日程。因为这是发展教育的基本常识。常识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过去十年并没有真正的教育改革中国商报尽管我们在不断地改革教育可是中国的教育日趋行政化、商业化、利益化您怎样评价近年来的教育改革熊丙奇严格说来过去十年我国没有进行真正的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本质是对教育利益的全面调整我们看到过教育利益的调整吗可以说过去所谓的教育改革都是在不动摇甚至增加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不涉及教育既得利益者的权益的框架下进行的所以每一次“改革”之后教育的行政化、商业化加剧。比如本科教育评估这本质上就是加大行政权力对大学办学的干涉再比如大学教授分级这本质上也是更强调行政对大学教授的治理。我国教育改革的难点简单地说就是让政府放权实现举办权、办学权、教育权和受教育权的平衡。这也是建立全新的教育管理体制和现代学校制度的内核。所以评价改革成败的标尺很简单就是政府部门的权力经过改革之后是增加还是减少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利是被进一步侵占还是得到维护、增强检验教育改革是不是“动真格”的指标也很简单就是政府部门是否愿意放权。眼下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就让公众存在是假改还是真改的疑虑这是因为改革的主导力量是教育行政部门那么教育行政部门愿意主动放弃自身的权力吗而如果他们不放弃谁又来要求他们必须放弃呢中国商报在《如何把大学办到县里》一章中您以西南联大为例认为“小城镇上的办学更有利于大学远离社会的浮躁”。但是大城市不是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吗小城镇能提供大学生所需的社会实践以及各种条件吗熊丙奇我国大学办学对大城市的依存度很高最近有消息称此前建在一些地级市的本科和高职院校准备搬迁到中心城市具体原因有三一是在地级市获得的办学资源太少到大城市有更大的发展”出去而不是把人才作为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力气。建立在地级市的高校应该首先为当地经济发展培养人才而不是以这些学生中有多少考研、有多少到大城市求职就业作为办学的业绩。而这才是地方办大学的重要意义所在。由于地方办大学没有在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模式长进行调整这也就造成了教师的“出走”——既然培养的学生都是以去大城市工作为目标那么又怎能强求老师也坚守岗位呢《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中国商报》2010年8月13日记者郑立华原题为《给中国教育开100份诊断报告》在我国面向2020年的《教育规划纲要》启动实施之际由著名教育评论家熊丙奇教授撰写的《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该书是继《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之后熊丙奇教授第四本关注中国教育的著作。作者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即将开启新一轮教育改革的2008年、2009年以及2010年“最新”的中国教育事件进行了全面的民间解读并结合教育改革未来10年的发展前景诊断当今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教育像个患了自闭症的孩子中国商报从《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到本书已经是您的第四部作品了。您觉得您的呼吁有没有或多或少地改变现状熊丙奇这是一个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从2004年出版《大学有问题》到现在已经过去6年多时间很多我所写到的大学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或者稍微缓解反而更加严重。在《体制迷墙》一书中我就和陈丹青先生谈到过这种现象——教育问题与教育问题的解决是不相交、平行运行的教育问题在健康地生长着。对于这种现象有不少人感到沮丧同时对于我不断坚持写教育评论批评教育问题也感到“不解”难道你还对中国教育充满期待这种状态本就很矛盾——难道沮丧者自己不对中国教育问题的解决也充满期待吗没有希望又何来失望和沮丧呢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教育已经病入骨髓这需要耐心地诊断、开药方、医治。我一直把撰写教育文章视为一个启蒙过程而且我把启蒙的对象比着患了“自闭症”的孩子这就需要你重复地为一个发音、一个动作付出百倍的努力。中国商报杨东平先生在序言中肯定您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您自己是怎么理解这个评价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为何可贵熊丙奇我所坚持的正是杨东平先生所说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所谓民间视角我更愿意理解为独立的视角即不受政府官员也不受所在工作单位的干涉发表自己对于教育的见解。而在发表这些见解时我始终坚持教育立场即教育的本质是什么。这两方面对于我国的教育研究和教育发展来说都十分欠缺。今天有不少教育研究者做的是御用文章就是想方设法论证领导提出的观点是正确的而没有自己的观点而在教育本质问题方面由于长期以来的教育行政化、功利化很多教育理念已经变得面目模糊。我并不认为自己有多高明因为基本上所有的文章谈的都是基本的教育常识。如果说这很“可贵”那是因为常识的严重缺失。以高校自主招生来说我一直批评目前的自主招生是“伪自主招生”并先后提出了“自主招生不等于自主考试”、“要举行自主招生联考”、“要赋予学生选择权”一个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概念——这些在我国教育中的“新观念”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就是常态。而就是这些观点我还受到高校负责招生的人员的“反击”诸如不自主考试还是自主招生吗联考不是自主招生的倒退吗一名学生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现实吗这些反对是很正常的这也说明普及常识的重要。在我坚持不断、呶呶不休的“言说”中我注意到有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已经在引用我的话说“自主招生不是自主考试”我国教改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到要推行高水平大学的联考。我还在多篇文章中提到取消国家承认学历这也被认为是“异想天开”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会被提上教育改革的议事日程。因为这是发展教育的基本常识。常识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过去十年并没有真正的教育改革中国商报尽管我们在不断地改革教育可是中国的教育日趋行政化、商业化、利益化您怎样评价近年来的教育改革熊丙奇严格说来过去十年我国没有进行真正的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本质是对教育利益的全面调整我们看到过教育利益的调整吗可以说过去所谓的教育改革都是在不动摇甚至增加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不涉及教育既得利益者的权益的框架下进行的所以每一次“改革”之后教育的行政化、商业化加剧。比如本科教育评估这本质上就是加大行政权力对大学办学的干涉再比如大学教授分级这本质上也是更强调行政对大学教授的管理。我国教育改革的难点简单地说就是让政府放权实现举办权、办学权、教育权和受教育权的平衡。这也是建立全新的教育管理体制和现代学校制度的内核。所以评价改革成败的标尺很简单就是政府部门的权力经过改革之后是增加还是减少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利是被进一步侵占还是得到维护、增强检验教育改革是不是“动真格”的指标也很简单就是政府部门是否愿意放权。眼下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就让公众存在是假改还是真改的疑虑这是因为改革的主导力量是教育行政部门那么教育行政部门愿意主动放弃自身的权力吗而如果他们不放弃谁又来要求他们必须放弃呢中国商报在《如何把大学办到县里》一章中您以西南联大为例认为“小城镇上的办学更有利于大学远离社会的浮躁”。但是大城市不是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吗小城镇能供给大学生所需的社会实践以及各种条件吗熊丙奇我国大学办学对大城市的依存度很高最近有消息称此前建在一些地级市的本科和高职院校准备搬迁到中心城市具体原因有三一是在地级市获得的办学资源太少到大城市有更大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由于地方所办大学没有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形成人才培养、经济发展、反馈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这就使得这些高校在完成最初的使命之后空间二是学生不愿意报考在地级市的大学觉得不能见识大城市的风采今后的求职空间也很狭窄——我国学生的求职路径是往下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好走往上中小城市到大城市走很难三是招聘不到好教师原有的教师也不断地跳槽到大城市的学校去。出现这种情况与我国大学的办学资源来源单一办学定位以及各地存在的严重不均衡有关。如果办学资源更多来源于政府拨款那么学校的选址必然以大中城市为主而不愿意选择在偏远小城市而国外大学的办学经费是有很多渠道的除了政府拨款、学生学费还有占办学经费很大比例的校友捐赠和社会捐赠。我国高校应该转变依靠地方资源的办学模式。在办学定位上我国中小城市高校延续了基础教育的“背井离乡”模式即把人才“输送”出去而不是把人才作为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建立在地级市的高校应该首先为当地经济发展培养人才而不是以这些学生中有多少考研、有多少到大城市求职就业作为办学的业绩。而这才是地方办大学的重要意义所在。由于处所办大学没有在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模式上进行调整这也就造成了教师的“出走”——既然培养的学生都是以去大城市工作为目标那么又怎能强求老师也坚守岗位呢更主要的是由于地方所办大学没有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形成人才培养、经济发展、反馈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这就使得这些高校在完成最初的使命之后——当初不少地方有参与举办高等教育的积极性有一个意图是提高当地的升学率现在随着高等教育资源的充足地方所办高校在这方面的作用显著“退化”——在当地变为“鸡肋”当地没有得到发展学校招生获得的持续支持减少招生受到影响办学也就难以为继。假如从一开始办学起就立足为当地培养发展当地经济的人才高校会陷入这种尴尬境地吗而如果高校采取这种办学定位当地就能为大学生提供广阔的实践舞台。那种在当地找不到合适实践机会的想法只能表明学校的人才培养没有找到准确的定位。连教育者本身都需要彻底的教育中国商报我国教育存在以下三大传统观念——“改变命运”、“赢在起点”、“争做第一”以这三大观念为轴心组织和发展起来的教育体系让所有受教育者不是根据自己的个性和兴趣在教育中得到个性的发展、人格的完善而是在教育的竞技场上与同辈为命运、为生存、为成功进行“厮杀”。这种教育实则将所有受教育者“教育”为成功者和失败者撕裂了这一代年轻人本应该拥有的平等、同情与关爱——这一段相当深入。可是这种传统观念可能发生改变吗熊丙奇我国当前的教育主要为“竞技教育”与“功利教育”。很多由此派生的教育观念可谓根深蒂固。然而不管愿不愿意改这些观念必须转变因为这是受局势“所逼”。拿“改变命运”来说,教育就已然难以改变人的命运了——就是考上大学现在也有很多大学毕业生每年超过150万难以找到工作。如果还以这样的观念来对待教育就必然会出现另一个文明社会不愿看到的现象读书无用。我国社会将会出现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高低龄辍学的景象。这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当然转变这种观念不只是教育的改革而更需要社会的改革要通过社会的改革剥离不应该由教育担负的功能我国教育由于担负了诸多不属于教育的功能由此出现教育的异化。这些社会改革包括户籍改革、社会福利保障改革等等如果没有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农村孩子还会以上大学来转变自己的农村户籍吗如果公民的社会福利保障基本一致还需要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低人一等的命运吗中国商报您说“连教育者本身都需要彻底的教育”都需要哪些方面的教育又由谁来教育他们熊丙奇这些教育主要是教育常识的回归。从《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看我国教育者本应该拥有教育自主权但由于教育行政化教育者的教育自主权十分有限而由于教育者没有自主权就表现出三方面问题首先是教育偏离教育规律按行政指令办教育追求教育政绩其次是教育失去尊严教育者连自主权都不具备也就难有独立的教育人格再次是教育者也不尊重受教育者的权益普遍的情况是权益意识十分淡漠在教育中伤害学生权益的教育事件一再发生。以上的道理教育者并非不懂有的是无奈与无助有的则是主动依附教育体制。要“教育”教育者最根本在于改革教育制度因为现实制度才是对他们的最好“教育”。中国商报目前国内有越来越多的“学术明星”冉冉升起很多人支持可也时常被人诟病。您觉得这些学术明星对教育会起到什么作用熊丙奇总体说来对于学术有三方面评价一是“官方评价”也可称为政府评价就是由政府进行学术评价授予某种头衔或者给予某种奖励二是“媒体评价”就是由媒体采访学者报道、传播学者的学术成果、学术思想、学术贡献三是“学术共同体评价”即由学者组成的共同体按学术评价的标准评价学术成果、学术价值与学术贡献。在健康的学术管理环境中“学术共同体评价”是学术评价的主体、核心“官方评价”和“媒体评价”是学术共同体评价的延伸、辅助。在我国目前几乎没有学术共同体评价因为没有学术共同体。于是学术评价主要为“官方评价”和“媒体评价”。“官方评价”包括院士、长江学者评审国家科技奖励颁发等等这造成的结果是学术行政化加剧统计显示新当选的院士80%以上有行政头衔90%以上的国家科技特等奖获得者第一作者有行政头衔。“媒体评——当初不少地方有参与举办高等教育的积极性有一个意图是提高当地的升学率现在随着高等教育资源的充足地方所办高校在这方面的作用明显“退化”——在当地变为空间二是学生不乐意报考在地级市的大学觉得不能见识大城市的风采今后的求职空间也很狭窄——我国学生的求职门路是往下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好走往上中小城市到大城市走很难三是招聘不到好教师原有的教师也不断地跳槽到大城市的学校去。出现这种情况与我国大学的办学资源来源单一办学定位以及各地存在的严重不均衡有关。如果办学资源更多来源于政府拨款那么学校的选址必然以大中城市为主而不愿意选择在偏远小城市而国外大学的办学经费是有很多渠道的除了政府拨款、学生学费还有占办学经费很大比例的校友捐赠和社会捐赠。我国高校应该转变依靠地方资源的办学模式。在办学定位上我国中小城市高校延续了基本教育的“背井离乡”模式即把人才“输送”出去而不是把人才作为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建立在地级市的高校应该首先为当地经济发展培养人才而不是以这些学生中有多少考研、有多少到大城市求职就业作为办学的业绩。而这才是地方办大学的重要意义所在。由于地方办大学没有在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模式上进行调整这也就造成了教师的“出走”——既然培养的学生都是以去大城市工作为目标那么又怎能强求老师也坚守岗位呢更重要的是由于地方所办大学没有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形成人才培养、经济发展、反馈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这就使得这些高校在完成最初的使命之后——当初不少地方有参与举办高等教育的积极性有一个意图是提高当地的升学率现在随着高等教育资源的充足地方所办高校在这方面的作用明显“退化”——在当地变为“鸡肋”当地没有得到发展学校招生获得的持续支持减少招生受到影响办学也就难以为继。假如从一开始办学起就立足为当地培养发展当地经济的人才高校会陷入这种尴尬境地吗而如果高校采取这种办学定位当地就能为大学生提供广阔的实践舞台。那种在当地找不到合适实践机会的想法只能表明学校的人才培养没有找到准确的定位。连教育者本身都需要彻底的教育中国商报我国教育存在以下三大传统观念——“改变命运”、“赢在起点”、“争做第一”以这三大观念为轴心组织和发展起来的教育体系让所有受教育者不是根据自己的个性和兴趣在教育中得到个性的发展、人格的完善而是在教育的竞技场上与同辈为命运、为生存、为成功进行“厮杀”。这种教育实则将所有受教育者“教育”为成功者和失败者撕裂了这一代年轻人本应该拥有的平等、同情与关爱——这一段相当深刻。可是这种传统观念可能发生改变吗熊丙奇我国当前的教育主要为“竞技教育”与“功利教育”。很多由此派生的教育观念可谓根深蒂固。然而不管愿不愿意改这些观念必须转变因为这是受形势“所逼”。拿“改变命运”来说,教育就已然难以改变人的命运了——就是考上大学现在也有很多大学毕业生每年超过150万难以找到工作。如果还以这样的观念来对待教育就必然会出现另一个文明社会不愿看到的现象读书无用。我国社会将会出现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高低龄辍学的景象。这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当然转变这种观念不只是教育的改革而更需要社会的改革要通过社会的改革剥离不应该由教育担负的功能我国教育由于担负了诸多不属于教育的功能由此出现教育的异化。这些社会改革包括户籍改革、社会福利保障改革等等如果没有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农村孩子还会以上大学来转变自己的农村户籍吗如果公民的社会福利保障基本一致还需要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低人一等的命运吗中国商报您说“连教育者本身都需要彻底的教育”都需要哪些方面的教育又由谁来教育他们熊丙奇这些教育主要是教育常识的回归。从《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看我国教育者本应该拥有教育自主权但由于教育行政化教育者的教育自主权十分有限而由于教育者没有自主权就表现出三方面问题首先是教育偏离教育规律按行政指令办教育寻求教育政绩其次是教育失去尊严教育者连自主权都不具备也就难有独立的教育人格再次是教育者也不尊重受教育者的权益普遍的情况是权益意识十分淡漠在教育中伤害学生权益的教育事件一再发生。以上的道理教育者并非不懂有的是无奈与无助有的则是主动依附教育体制。要“教育”教育者最根本在于改革教育制度因为现实制度才是对他们的最好“教育”。中国商报目前国内有越来越多的“学术明星”冉冉升起很多人支撑可也常常被人诟病。您觉得这些学术明星对教育会起到什么作用熊丙奇总体说来对于学术有三方面评价一是“官方评价”也可称为政府评价就是由政府进行学术评价授予某种头衔或者给予某种奖励二是“媒体评价”就是由媒体采访学者报道、传播学者的学术成果、学术思想、学术贡献三是“学术共同体评价”即由学者组成的共同体按学术评价的标准评价学术成果、学术价值与学术贡献。在健康的学术管理环境中“学术共同体评价”是学术评价的主体、核心“官方评价”和“媒体评价”是学术共同体评价的延伸、辅助。在我国目前几乎没有学术共同体评价因为没有学术共同体。于是学术评价主要为“官方评价”和“媒体评价”。“官方评价”包括院士、长江学者评审国家科技奖励颁发等等这造成的结果是学术行政化加剧统计显示新当选的院士80%以上有行政头衔90%以上的国家科技特等奖获得者第一作者有行政头衔。“媒体评“鸡肋”当地没有得到发展学校招生获得的持续支持减少招生受到影响办学也就难以为继。假如从一开始办学起就立足为当地培养发展当地经济的人才高校会陷入这种尴尬境地吗而如果高校采取这种办学定位当地就能为大学生提供广阔的实践舞台。那种在当地找不到合适实践机会的想法只能表明学校的人才培养没有找到准确的定位。 《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中国商报》2010年8月13日记者郑立华原题为《给中国教育开100份诊断报告》在我国面向2020年的《教育规划纲要》启动实施之际由著名教育评论家熊丙奇教授撰写的《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该书是继《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之后熊丙奇教授第四本关注中国教育的著作。作者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即将开启新一轮教育改革的2008年、2009年以及2010年“最新”的中国教育事件进行了全面的民间解读并结合教育改革未来10年的发展前景诊断当今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教育像个患了自闭症的孩子中国商报从《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到本书已经是您的第四部作品了。您觉得您的呼吁有没有或多或少地改变现状熊丙奇这是一个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从2004年出版《大学有问题》到现在已经过去6年多时间很多我所写到的大学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或者稍微缓解反而更加严重。在《体制迷墙》一书中我就和陈丹青先生谈到过这种现象——教育问题与教育问题的解决是不相交、平行运行的教育问题在健康地生长着。对这种现象有不少人感到沮丧同时对于我不断坚持写教育评论批评教育问题也感到“不解”难道你还对中国教育充满期待这种状态本就很矛盾——难道沮丧者自己不对中国教育问题的解决也充满期待吗没有希望又何来绝望和沮丧呢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教育已经病入骨髓这需要耐心地诊断、开药方、医治。我一直把撰写教育文章视为一个启蒙过程而且我把启蒙的对象比着患了“自闭症”的孩子这就需要你反复地为一个发音、一个动作付出百倍的努力。中国商报杨东平先生在序言中肯定您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您自己是怎么理解这个评价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为何可贵熊丙奇我所坚持的正是杨东平先生所说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所谓民间视角我更愿意理解为独立的视角即不受政府官员也不受所在工作单位的干涉发表自己对于教育的见解。而在发表这些见解时我始终坚持教育立场即教育的本质是什么。这两方面对于我国的教育研究和教育发展来说都十分欠缺。今天有不少教育研究者做的是御用文章就是想方设法论证领导提出的观点是正确的而没有自己的观点而在教育本质问题方面由于长期以来的教育行政化、功利化很多教育理念已经变得面目模糊。我并不认为自己有多高明因为基本上所有的文章谈的都是基本的教育常识。如果说这很“可贵”那是因为常识的严重缺失。以高校自主招生来说我一直批评目前的自主招生是“伪自主招生”并先后提出了“自主招生不等于自主考试”、“要举行自主招生联考”、“要赋予学生选择权”一个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概念——这些在我国教育中的“新观念”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就是常态。而就是这些观点我还受到高校负责招生的人员的“反击”诸如不自主考试还是自主招生吗联考不是自主招生的倒退吗一名学生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现实吗这些反对是很正常的这也说明普及常识的重要。在我坚持不断、喋喋不休的“言说”中我注意到有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已经在引用我的话说“自主招生不是自主考试”我国教改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到要推行高水平大学的联考。我还在多篇文章中提到取消国家承认学历这也被认为是“胡思乱想”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会被提上教育改革的议事日程。因为这是发展教育的基本常识。常识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过去十年并没有真正的教育改革中国商报尽管我们在不断地改革教育可是中国的教育日趋行政化、商业化、利益化您怎样评价近年来的教育改革熊丙奇严格说来过去十年我国没有进行真正的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本质是对教育利益的全面调整我们看到过教育利益的调整吗可以说过去所谓的教育改革都是在不动摇甚至增加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不涉及教育既得利益者的权益的框架下进行的所以每一次“改革”之后教育的行政化、贸易化加剧。比如本科教育评估这本质上就是加大行政权力对大学办学的干涉再比如大学教授分级这本质上也是更强调行政对大学教授的管理。我国教育改革的难点简单地说就是让政府放权实现举办权、办学权、教育权和受教育权的平衡。这也是建立全新的教育管理体制和现代学校制度的内核。所以评价改革成败的标尺很简单就是政府部门的权力经过改革之后是增加还是减少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利是被进一步侵占还是得到维护、增强检验教育改革是不是“动真格”的指标也很简单就是政府部门是否愿意放权。眼下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就让公众存在是假改还是真改的疑虑这是因为改革的主导力量是教育行政部门那么教育行政部门愿意主动放弃自身的权力吗而如果他们不放弃谁又来要求他们必须放弃呢中国商报在《如何把大学办到县里》一章中您以西南联大为例认为“小城镇上的办学更有利于大学远离社会的浮躁”。但是大城市不是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吗小城镇能提供大学生所需的社会实践以及各种条件吗熊丙奇我国大学办学对大城市的依存度很高最近有消息称此前建在一些地级市的本科和高职院校筹备搬迁到中心城市具体原因有三一是在地级市获得的办学资源太少到大城市有更大的发展连教育者本身都需要彻底的教育空间二是学生不愿意报考在地级市的大学觉得不能见识大城市的风采今后的求职空间也很狭窄——我国学生的求职路径是往下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好走往上中小城市到大城市走很难三是招聘不到好教师原有的教师也不断地跳槽到大城市的学校去。出现这种情况与我国大学的办学资源来源单一办学定位以及各地存在的严重不均衡有关。如果办学资源更多来源于政府拨款那么学校的选址必然以大中城市为主而不愿意选择在偏远小城市而国外大学的办学经费是有很多渠道的除了政府拨款、学生学费还有占办学经费很大比例的校友捐赠和社会捐赠。我国高校应该转变依靠地方资源的办学模式。在办学定位上我国中小城市高校延续了基础教育的“背井离乡”模式即把人才“输送”出去而不是把人才作为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建立在地级市的高校应该首先为当地经济发展培养人才而不是以这些学生中有多少考研、有多少到大城市求职就业作为办学的业绩。而这才是地方办大学的重要意义所在。由于地方办大学没有在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模式上进行调整这也就造成了教师的“出走”——既然培养的学生都是以去大城市工作为目标那么又怎能强求老师也坚守岗位呢更重要的是由于地方所办大学没有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形成人才培养、经济发展、反馈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这就使得这些高校在完成最初的使命之后——当初不少地方有参与举办高等教育的积极性有一个意图是提高当地的升学率现在随着高等教育资源的充足地方所办高校在这方面的作用明显“退化”——在当地变为“鸡肋”当地没有得到发展学校招生获得的连续支持减少招生受到影响办学也就难以为继。假如从一开始办学起就立足为当地培养发展当地经济的人才高校会陷入这种尴尬境地吗而如果高校采取这种办学定位当地就能为大学生提供辽阔的实践舞台。那种在当地找不到合适实践机会的想法只能表明学校的人才培养没有找到精确的定位。连教育者本身都需要彻底的教育中国商报我国教育存在以下三大传统观念——“改变命运”、“赢在起点”、“争做第一”以这三大观念为轴心组织和发展起来的教育体系让所有受教育者不是根据自己的个性和兴趣在教育中得到个性的发展、人格的完善而是在教育的竞技场上与同辈为命运、为生存、为成功进行“厮杀”。这种教育实则将所有受教育者“教育”为成功者和失败者撕裂了这一代年轻人本应该拥有的平等、同情与关爱——这一段相当深刻。可是这种传统观念可能发生改变吗熊丙奇我国当前的教育主要为“竞技教育”与“功利教育”。很多由此派生的教育观念可谓根深蒂固。然而不管愿不愿意改这些观念必须转变因为这是受形势“所逼”。拿“改变命运”来说,教育就已然难以改变人的命运了——就是考上大学现在也有很多大学毕业生每年超过150万难以找到工作。如果还以这样的观念来对待教育就必然会出现另一个文明社会不愿看到的现象读书无用。我国社会将会出现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高低龄辍学的景象。这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当然转变这种观念不只是教育的改革而更需要社会的改革要通过社会的改革剥离不应该由教育担负的功能我国教育由于担负了诸多不属于教育的功能由此出现教育的异化。这些社会改革包括户籍改革、社会福利保障改革等等如果没有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农村孩子还会以上大学来转变自己的农村户籍吗如果公民的社会福利保障基本一致还需要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低人一等的命运吗中国商报您说“连教育者本身都需要彻底的教育”都需要哪些方面的教育又由谁来教育他们熊丙奇这些教育主要是教育常识的回归。从《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看我国教育者本应该拥有教育自主权但由于教育行政化教育者的教育自主权十分有限而由于教育者没有自主权就表现出三方面问题首先是教育偏离教育规律按行政指令办教育追求教育政绩其次是教育失去尊严教育者连自主权都不具备也就难有独立的教育人格再次是教育者也不尊重受教育者的权益普遍的情况是权益意识十分淡漠在教育中损害学生权益的教育事件一再发生。以上的道理教育者并非不懂有的是无奈与无助有的则是主动依附教育体制。要“教育”教育者最根本在于改革教育制度因为现实制度才是对他们的最好“教育”。中国商报目前国内有越来越多的“学术明星”冉冉升起很多人支持可也经常被人诟病。您觉得这些学术明星对教育会起到什么作用熊丙奇总体说来对于学术有三方面评价一是“官方评价”也可称为政府评价就是由政府进行学术评价授予某种头衔或者给予某种奖励二是“媒体评价”就是由媒体采访学者报道、传播学者的学术成果、学术思想、学术贡献三是“学术共同体评价”即由学者组成的共同体按学术评价的标准评价学术成果、学术价值与学术贡献。在健康的学术管理环境中“学术共同体评价”是学术评价的主体、核心“官方评价”和“媒体评价”是学术共同体评价的延伸、辅助。在我国目前几乎没有学术共同体评价因为没有学术共同体。于是学术评价主要为“官方评价”和“媒体评价”。“官方评价”包括院士、长江学者评审国家科技奖励颁发等等这造成的结果是学术行政化加剧统计显示新当选的院士80%以上有行政头衔90%以上的国家科技特等奖失掉者第一作者有行政头衔。“媒体评中国商报我国教育存在以下三大传统观念——“改变命运”、“赢在起点”、“争做第一”以这三大观念为轴心组织和发展起来的教育体系让所有受教育者不是根据自己的个性和兴趣在教育中得到个性的发展、人格的完善而是在教育的竞技场上与同辈为命运、为生存、为成功进行“厮杀”。这种教育实则将所有受教育者“教育”为成功者和失败者撕裂了这一代年轻人本应该拥有的平等、同情与关爱——这一段相称深刻。可是这种传统观念可能发生改变吗《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中国商报》2010年8月13日记者郑立华原题为《给中国教育开100份诊断报告》在我国面向2020年的《教育规划纲要》启动实施之际由著名教育评论家熊丙奇教授撰写的《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该书是继《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之后熊丙奇教授第四本关注中国教育的著作。作者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即将开启新一轮教育改革的2008年、2009年以及2010年“最新”的中国教育事件进行了全面的民间解读并结合教育改革未来10年的发展前景诊断当今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教育像个患了自闭症的孩子中国商报从《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到本书已经是您的第四部作品了。您觉得您的呼吁有没有或多或少地改变现状熊丙奇这是一个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从2004年出版《大学有问题》到现在已经过去6年多时间很多我所写到的大学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或者稍微缓解反而更加严重。在《体制迷墙》一书中我就和陈丹青先生谈到过这种现象——教育问题与教育问题的解决是不相交、平行运行的教育问题在健康地生长着。对于这种现象有不少人感到沮丧同时对于我不断坚持写教育评论批评教育问题也觉得“不解”难道你还对中国教育充满期待这种状态本就很矛盾——难道沮丧者自己不对中国教育问题的解决也充满等待吗没有希望又何来失望和沮丧呢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教育已经病入骨髓这需要耐心地诊断、开药方、医治。我一直把撰写教育文章视为一个启蒙过程而且我把启蒙的对象比着患了“自闭症”的孩子这就需要你反复地为一个发音、一个动作付出百倍的努力。中国商报杨东平先生在序言中肯定您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您自己是怎么理解这个评价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为何可贵熊丙奇我所坚持的正是杨东平先生所说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所谓民间视角我更愿意理解为独立的视角即不受政府官员也不受所在工作单位的干涉发表自己对于教育的见解。而在发表这些见解时我始终坚持教育立场即教育的本质是什么。这两方面对于我国的教育研究和教育发展来说都十分欠缺。今天有不少教育研究者做的是御用文章就是想方设法论证领导提出的观点是正确的而没有自己的观点而在教育本质问题方面由于长期以来的教育行政化、功利化很多教育理念已经变得面目模糊。我并不认为自己有多高明因为基本上所有的文章谈的都是基本的教育常识。如果说这很“可贵”那是因为常识的严重缺失。以高校自主招生来说我一直批评目前的自主招生是“伪自主招生”并先后提出了“自主招生不等于自主考试”、“要举行自主招生联考”、“要赋予学生选择权”一个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概念——这些在我国教育中的“新观念”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就是常态。而就是这些观点我还受到高校负责招生的人员的“反击”诸如不自主考试还是自主招生吗联考不是自主招生的倒退吗一名学生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现实吗这些反对是很正常的这也说明普及常识的重要。在我坚持不断、喋喋不休的“言说”中我注意到有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已经在引用我的话说“自主招生不是自主考试”我国教改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到要推行高水平大学的联考。我还在多篇文章中提到取消国家否认学历这也被认为是“异想天开”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会被提上教育改革的议事日程。因为这是发展教育的基本常识。常识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过去十年并没有真正的教育改革中国商报尽管我们在不断地改革教育可是中国的教育日趋行政化、商业化、好处化您怎样评价近年来的教育改革熊丙奇严格说来过去十年我国没有进行真正的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本质是对教育利益的全面调整我们看到过教育利益的调整吗可以说过去所谓的教育改革都是在不动摇甚至增加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不涉及教育既得利益者的权益的框架下进行的所以每一次“改革”之后教育的行政化、商业化加剧。比如本科教育评估这本质上就是加大行政权力对大学办学的干涉再比如大学教授分级这本质上也是更强调行政对大学教授的管理。我国教育改革的难点简单地说就是让政府放权实现举办权、办学权、教育权和受教育权的平衡。这也是建立全新的教育管理体制和现代学校制度的内核。所以评价改革成败的标尺很简单就是政府部门的权力经过改革之后是增加还是减少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利是被进一步侵占还是得到维护、增强检验教育改革是不是“动真格”的指标也很简单就是政府部门是否愿意放权。眼下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就让公众存在是假改还是真改的疑虑这是因为改革的主导力量是教育行政部门那么教育行政部门愿意主动放弃自身的权力吗而如果他们不放弃谁又来要求他们必须放弃呢中国商报在《如何把大学办到县里》一章中您以西南联大为例认为“小城镇上的办学更有利于大学远离社会的浮躁”。但是大城市不是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吗小城镇能提供大学生所需的社会实践以及各种条件吗熊丙奇我国大学办学对大城市的依存度很高最近有消息称此前建在一些地级市的本科和高职院校准备搬迁到中心城市具体起因有三一是在地级市获得的办学资源太少到大城市有更大的发展熊丙奇我国当前的教育主要为“竞技教育”与价”则是通过大众媒介向公众推荐学者及其成果那些时常曝光的学者也就成了“学术明星”“学术明星”对于传播学术思想有一定作用然而由于媒体本身的立场、大众媒体流传的要求“学术明星”的学术成果有的并不被认同而由于追求收视率等因素“学术明星”的话语也往往有失严谨再加上媒体难以构建“学术共同体”这样学术争论机制“学术明星”的“学术不被争议人却被争议”也就在所难免学术也就在这样的争议中变为名利场。因此“学术明星”对教育的作用极为有限甚至可能产生反作用。对于我国教育与学术来说还是应该恢复重建学术本位的管理建立“学术共同体”。先要把大学变为“大学”中国商报近年来国内很多高校都在追求“一流大学”的称号并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那么理想中的现代大学制度是什么样我们间隔一流大学还有多远熊丙奇理想中的现代大学制度其基本特征是“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体现的是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合理的权责关系。以这样的现代大学制度审视我国大学你会发现目前其实没有一所真正意义的现代大学因而我常说我国大学的问题是没有大学的问题。现在不要提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先要把大学变为“大学”。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也提到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但在现代大学制度之前有“中国特色”这一界定这一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是怎样的呢《纲要》的表述是“依法办学、自主管理、社会参与、民主监督”。如果按此表述我国大学已经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了现实中很多大学不就是这样“办”的么假如我国大学以此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将遥遥无期。中国商报您说2010年也应成为“依法治教年”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吗熊丙奇是的。如果把1993年版的《中国教育和发展规划纲要》、1999年1月1日实施的《高等教育法》、2006年9月1日实施的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还有前不久正式公布的《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拿来出对比阅读你会发现很多所谓的改革其实不是“改革”只不过是对法律法规的落实而已。比如《教育规划纲要》提到要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可是10年前的《高等教育法》早已明确规定学校拥有7项办学自主权而至今没有一所大学拥有一项自主权。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我看来我国教育可能完整地落实已经颁发的教育法律法规当前的问题就解决了至少七八成包括义务教育均衡、教师待遇、大学的去行政化、民办教育的平等权利等等早在法律法规中都有白纸黑字的规定。而这加重了大众的教育焦虑法律规定的都不执行尚不是法律文本的《教育规划纲要》会不会成为一纸空文呢中国教育的明天又会在哪里呢明天在哪里就在永不放弃希望的争取中。“功利教育”。很多由此派生的教育观念可谓根深蒂固。然而不管愿不愿意改这些观念必须转变因为这是受形势“所逼”。拿“改变命运”来说,教育就已然难以改变人的命运了——就是考上大学现在也有很多大学毕业生每年超过150万难以找到工作。如果还以这样的观念来对待教育就必然会出现另一个文明社会不愿看到的现象读书无用。我国社会将会出现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高下龄辍学的景象。这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当然转变这种观念不只是教育的改革而更需要社会的改革要通过社会的改革剥离不应该由教育担负的功能我国教育由于担负了诸多不属于教育的功能由此出现教育的异化。这些社会改革包括户籍改革、社会福利保障改革等等如果没有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农村孩子还会以上大学来转变自己的农村户籍吗如果公民的社会福利保障基本一致还需要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低人一等的命运吗空间二是学生不愿意报考在地级市的大学觉得不能见识大城市的风采今后的求职空间也很狭窄——我国学生的求职路径是往下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好走往上中小城市到大城市走很难三是招聘不到好教师原有的教师也不断地跳槽到大城市的学校去。出现这种情况与我国大学的办学资源来源单一办学定位以及各地存在的严重不均衡有关。如果办学资源更多来源于政府拨款那么学校的选址必然以大中城市为主而不愿意选择在偏远小城市而国外大学的办学经费是有很多渠道的除了政府拨款、学生学费还有占办学经费很大比例的校友捐赠和社会捐赠。我国高校应该转变依靠地方资源的办学模式。在办学定位上我国中小城市高校延续了基础教育的“背井离乡”模式即把人才“输送”出去而不是把人才作为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建立在地级市的高校应该首先为当地经济发展培养人才而不是以这些学生中有多少考研、有多少到大城市求职就业作为办学的业绩。而这才是地方办大学的重要意义所在。由于地方办大学没有在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模式上进行调整这也就造成了教师的“出走”——既然培养的学生都是以去大城市工作为目标那么又怎能强求老师也坚守岗位呢更重要的是由于地方所办大学没有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形成人才培养、经济发展、反馈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这就使得这些高校在完成最初的使命之后——当初不少地方有参与举办高等教育的积极性有一个意图是提高当地的升学率现在随着高等教育资源的充足地方所办高校在这方面的作用明显“退化”——在当地变为“鸡肋”当地没有得到发展学校招生获得的持续支持减少招生受到影响办学也就难以为继。假如从一开始办学起就立足为当地培养发展当地经济的人才高校会陷入这种尴尬境地吗而如果高校采取这种办学定位当地就能为大学生提供广阔的实践舞台。那种在当地找不到合适实践机会的想法只能表明学校的人才培养没有找到准确的定位。连教育者本身都需要彻底的教育中国商报我国教育存在以下三大传统观念——“改变命运”、“赢在起点”、“争做第一”以这三大观念为轴心组织和发展起来的教育体系让所有受教育者不是根据自己的个性和兴趣在教育中得到个性的发展、人格的完善而是在教育的竞技场上与同辈为命运、为生存、为成功进行“厮杀”。这种教育实则将所有受教育者“教育”为成功者和失败者撕裂了这一代年轻人本应该拥有的平等、同情与关爱——这一段相当深刻。可是这种传统观念可能发生改变吗熊丙奇我国当前的教育主要为“竞技教育”与“功利教育”。很多由此派生的教育观念可谓根深蒂固。然而不管愿不愿意改这些观念必须转变因为这是受形势“所逼”。拿“改变命运”来说,教育就已然难以改变人的命运了——就是考上大学现在也有很多大学毕业生每年超过150万难以找到工作。如果还以这样的观念来对待教育就必然会出现另一个文明社会不愿看到的现象读书无用。我国社会将会出现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高低龄辍学的景象。这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当然转变这种观念不只是教育的改革而更需要社会的改革要通过社会的改革剥离不应该由教育担负的功能我国教育由于担负了诸多不属于教育的功能由此出现教育的异化。这些社会改革包括户籍改革、社会福利保障改革等等如果没有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农村孩子还会以上大学来转变自己的农村户籍吗如果公民的社会福利保障基本一致还需要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低人一等的命运吗中国商报您说“连教育者本身都需要彻底的教育”都需要哪些方面的教育又由谁来教育他们熊丙奇这些教育主要是教育常识的回归。从《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看我国教育者本应该拥有教育自主权但由于教育行政化教育者的教育自主权十分有限而由于教育者没有自主权就表现出三方面问题首先是教育偏离教育法则按行政指令办教育追求教育政绩其次是教育失去尊严教育者连自主权都不具备也就难有独立的教育人格再次是教育者也不尊重受教育者的权益普遍的情况是权益意识十分淡漠在教育中伤害学生权益的教育事件一再发生。以上的道理教育者并非不懂有的是无奈与无助有的则是主动依附教育体制。要“教育”教育者最根本在于改革教育制度因为现实制度才是对他们的最好“教育”。中国商报目前海内有越来越多的“学术明星”冉冉升起很多人支持可也经常被人诟病。您觉得这些学术明星对教育会起到什么作用熊丙奇总体说来对于学术有三方面评价一是“官方评价”也可称为政府评价就是由政府进行学术评价授予某种头衔或者给予某种奖励二是“媒体评价”就是由媒体采访学者报道、传播学者的学术成果、学术思想、学术贡献三是“学术共同体评价”即由学者组成的共同体按学术评价的标准评价学术成果、学术价值与学术贡献。在健康的学术管理环境中“学术共同体评价”是学术评价的主体、中心“官方评价”和“媒体评价”是学术共同体评价的延伸、辅助。在我国目前几乎没有学术共同体评价因为没有学术共同体。于是学术评价主要为“官方评价”和“媒体评价”。“官方评价”包括院士、长江学者评审国家科技奖励颁发等等这造成的结果是学术行政化加剧统计显示新当选的院士80%以上有行政头衔90%以上的国家科技特等奖获得者第一作者有行政头衔。“媒体评价”则是通过大众媒介向公众推荐学者及其成果那些时常曝光的学者也就成了“学术明星”“学术明星”对于传播学术思想有一定作用然而由于媒体本身的立场、大众媒体传播的要求“学术明星”的学术成果有的并不被认同而由于追求收视率等因素“学术明星”的话语也往往有失严谨再加上媒体难以构建“学术共同体”这样学术争论机制“学术明星”的“学术不被争议人却被争议”也就在所难免学术也就在这样的争议中变为名利场。因此“学术明星”对教育的作用极为有限甚至可能产生反作用。对于我国教育与学术来说还是应该恢复重建学术本位的管理建立“学术共同体”。先要把大学变为“大学”中国商报近年来国内很多高校都在追求“一流大学”的称号并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那么理想中的现代大学制度是什么样我们距离一流大学还有多远熊丙奇理想中的现代大学制度其基本特征是“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体现的是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合理的权责关系。以这样的现代大学制度审视我国大学你会发现目前其实没有一所真正意义的现代大学因此我常说我国大学的问题是没有大学的问题。现在不要提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先要把大学变为“大学”。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也提到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但在现代大学制度之前有“中国特色”这一界定这一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是怎样的呢《纲要》的表述是“依法办学、自主管理、社会参与、民主监督”。如果按此表述我国大学已经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了现实中很多大学不就是这样“办”的么假如我国大学以此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将遥遥无期。中国商报您说2010年也应成为“依法治教年”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吗熊丙奇是的。如果把1993年版的《中国教育和发展规划纲要》、1999年1月1日实施的《高等教育法》、2006年9月1日实施的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还有前不久正式公布的《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拿来出对比阅读你会发现很多所谓的改革其实不是“改革”只不外是对法律法规的落实而已。比如《教育规划纲要》提到要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可是10年前的《高等教育法》早已明确规定学校拥有7项办学自主权而至今没有一所大学拥有一项自主权。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我看来我国教育能够完整地落实已经颁发的教育法律法规当前的问题就解决了至少七八成包括义务教育均衡、教师待遇、大学的去行政化、民办教育的平等权利等等早在法律法规中都有白纸黑字的规定。而这加重了民众的教育焦虑法律规定的都不执行尚不是法律文本的《教育规划纲要》会不会成为一纸空文呢中国教育的明天又会在哪里呢明天在哪里就在永不放弃愿望的争夺中。中国商报您说“连教育者本身都需要彻底的教育”都需要哪些方面的教育又由谁来教育他们价”则是通过大众媒介向公众推荐学者及其成果那些时常曝光的学者也就成了“学术明星”“学术明星”对于传播学术思想有一定作用然而由于媒体本身的立场、大众媒体传播的要求“学术明星”的学术成果有的并不被认同而由于追求收视率等因素“学术明星”的话语也往往有失严谨再加上媒体难以构建“学术共同体”这样学术争论机制“学术明星”的“学术不被争议人却被争议”也就在所难免学术也就在这样的争议中变为名利场。因此“学术明星”对教育的作用极为有限甚至可能产生副作用。对于我国教育与学术来说还是应该恢复重建学术本位的管理建立“学术共同体”。先要把大学变为“大学”中国商报近年来国内很多高校都在追求“一流大学”的名称并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那么理想中的现代大学制度是什么样我们距离一流大学还有多远熊丙奇理想中的现代大学制度其基本特征是“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体现的是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合理的权责关系。以这样的现代大学制度审视我国大学你会发现目前其实没有一所真正意义的现代大学因此我常说我国大学的问题是没有大学的问题。现在不要提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先要把大学变为“大学”。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也提到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但在现代大学制度之前有“中国特色”这一界定这一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轨制是怎样的呢《纲领》的表述是“依法办学、自主管理、社会参与、民主监督”。如果按此表述我国大学已经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了现实中良多大学不就是这样“办”的么假如我国大学以此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将遥遥无期。中国商报您说2010年也应成为“依法治教年”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吗熊丙奇是的。如果把1993年版的《中国教育和发展规划纲要》、1999年1月1日实施的《高等教育法》、2006年9月1日实施的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还有前不久正式公布的《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拿来出对比阅读你会发现很多所谓的改革其实不是“改革”只不过是对法律法规的落实而已。比如《教育规划纲要》提到要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可是10年前的《高等教育法》早已明确规定学校拥有7项办学自主权而至今没有一所大学拥有一项自主权。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我看来我国教育能够完整地落实已经颁发的教育法律法规当前的问题就解决了至少七八成包括义务教育均衡、教师待遇、大学的去行政化、民办教育的平等权利等等早在法律法规中都有白纸黑字的规定。而这加重了民众的教育焦虑法律规定的都不执行尚不是法律文本的《教育规划纲要》会不会成为一纸空文呢中国教育的明天又会在哪里呢明天在哪里就在永不放弃希望的争取中。价”则是通过大众媒介向公众推荐学者及其成果那些时常曝光的学者也就成了“学术明星”“学术明星”对于传播学术思想有一定作用然而由于媒体本身的立场、大众媒体传播的要求“学术明星”的学术成果有的并不被认同而由于追求收视率等因素“学术明星”的话语也往往有失严谨再加上媒体难以构建“学术共同体”这样学术争论机制“学术明星”的“学术不被争议人却被争议”也就在所难免学术也就在这样的争议中变为名利场。因此“学术明星”对教育的作用极为有限甚至可能产生反作用。对于我国教育与学术来说还是应该恢复重建学术本位的管理建立“学术共同体”。先要把大学变为“大学”中国商报近年来国内很多高校都在追求“一流大学”的称号并探索树立现代大学制度。那么理想中的现代大学制度是什么样我们距离一流大学还有多远熊丙奇理想中的现代大学制度其基本特征是“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体现的是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合理的权责关系。以这样的现代大学制度审视我国大学你会发现目前其实没有一所真正意义的现代大学因此我常说我国大学的问题是没有大学的问题。现在不要提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先要把大学变为“大学”。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也提到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但在现代大学制度之前有“中国特色”这一界定这一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是怎样的呢《纲要》的表述是“依法办学、自主管理、社会参与、民主监督”。如果按此表述我国大学已经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了现实中很多大学不就是这样“办”的么假如我国大学以此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将遥遥无期。中国商报您说2010年也应成为“依法治教年”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吗熊丙奇是的。如果把1993年版的《中国教育和发展规划纲要》、1999年1月1日实施的《高等教育法》、2006年9月1日实施的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还有前不久正式公布的《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拿来出对照阅读你会发现很多所谓的改革实在不是“改革”只不过是对法律法规的落实而已。比如《教育规划纲要》提到要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可是10年前的《高等教育法》早已明确规定学校拥有7项办学自主权而至今没有一所大学拥有一项自主权。类似的例子不乏其人。在我看来我国教育能够完整地落实已经颁发的教育法律法规当前的问题就解决了至少七八成包括义务教育均衡、教师待遇、大学的去行政化、民办教育的平等权利等等早在法律法规中都有白纸黑字的规定。而这加重了民众的教育焦虑法律规定的都不执行尚不是法律文本的《教育规划纲要》会不会成为一纸空文呢中国教育的明天又会在哪里呢明天在哪里就在永不放弃盼望的争取中。熊丙奇这些教育主要是教育常识的回归。从《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看我国教育者本应该拥有教育自主权但由于教育行政化教育者的教育自主权十分有限而由于教育者没有自主权就表现出三方面问题首先是教育偏离教育规律按行政指令办教育追求教育政绩其次是教育失去尊严教育者连自主权都不具备也就难有独立的教育人格再次是教育者也不尊重受教育者的权益普遍的情况是权益意识十分淡薄在教育中伤害学生权益的教育事件一再发生。《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中国商报》2010年8月13日记者郑立华原题为《给中国教育开100份诊断报告》在我国面向2020年的《教育规划纲要》启动实施之际由著名教育评论家熊丙奇教授撰写的《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该书是继《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之后熊丙奇教授第四本关注中国教育的著作。作者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即将开启新一轮教育改革的2008年、2009年以及2010年“最新”的中国教育事件进行了全面的民间解读并结合教育改革未来10年的发展前景诊断当今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教育像个患了自闭症的孩子中国商报从《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到本书已经是您的第四部作品了。您觉得您的呼吁有没有或多或少地改变现状熊丙奇这是一个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从2004年出版《大学有问题》到现在已经过去6年多时间很多我所写到的大学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或者稍微缓解反而更加严重。在《体制迷墙》一书中我就和陈丹青先生谈到过这种现象——教育问题与教育问题的解决是不相交、平行运行的教育问题在健康地生长着。对于这种现象有不少人感到沮丧同时对于我不断坚持写教育评论批评教育问题也感到“不解”难道你还对中国教育充满期待这种状态本就很矛盾——难道沮丧者自己错误中国教育问题的解决也充满期待吗没有希望又何来扫兴和沮丧呢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教育已经病入骨髓这需要耐心地诊断、开药方、医治。我一直把撰写教育文章视为一个启蒙进程而且我把启蒙的对象比着患了“自闭症”的孩子这就需要你反复地为一个发音、一个动作付出百倍的努力。中国商报杨东平先生在序言中肯定您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您自己是怎么理解这个评价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为何可贵熊丙奇我所坚持的正是杨东平先生所说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所谓民间视角我更愿意理解为独立的视角即不受政府官员也不受所在工作单位的干涉发表自己对于教育的见解。而在发表这些见解时我始终坚持教育立场即教育的本质是什么。这两方面对于我国的教育研究和教育发展来说都十分欠缺。今天有不少教育研究者做的是御用文章就是想方设法论证引导提出的观点是正确的而没有自己的观点而在教育本质问题方面由于长期以来的教育行政化、功利化很多教育理念已经变得面目模糊。我并不认为自己有多高明因为基本上所有的文章谈的都是基本的教育常识。如果说这很“可贵”那是因为常识的严重缺失。以高校自主招生来说我一直批评目前的自主招生是“伪自主招生”并先后提出了“自主招生不等于自主考试”、“要举行自主招生联考”、“要赋予学生选择权”一个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概念——这些在我国教育中的“新观念”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就是常态。而就是这些观点我还受到高校负责招生的人员的“反击”诸如不自主考试还是自主招生吗联考不是自主招生的倒退吗一名学生获得多张录取告诉书现实吗这些反对是很正常的这也说明普及常识的重要。在我坚持不断、喋喋不休的“言说”中我注意到有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已经在引用我的话说“自主招生不是自主考试”我国教改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到要推行高水平大学的联考。我还在多篇文章中提到取消国家承认学历这也被认为是“异想天开”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会被提上教育改革的议事日程。因为这是发展教育的基本常识。常识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过去十年并没有真正的教育改革中国商报尽管我们在不断地改革教育可是中国的教育日趋行政化、商业化、利益化您怎样评价近年来的教育改革熊丙奇严格说来过去十年我国没有进行真正的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本质是对教育利益的全面调整我们看到过教育利益的调整吗可以说过去所谓的教育改革都是在不动摇甚至增加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不涉及教育既得利益者的权益的框架下进行的所以每一次“改革”之后教育的行政化、商业化加剧。比如本科教育评估这本质上就是加大行政权力对大学办学的干涉再比如大学教授分级这本质上也是更强调行政对大学教授的管理。我国教育改革的难点简单地说就是让政府放权实现举办权、办学权、教育权和受教育权的平衡。这也是建立全新的教育管理体制和现代学校制度的内核。所以评价改革成败的标尺很简单就是政府部门的权力经过改革之后是增加还是减少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利是被进一步侵犯还是得到维护、增强检验教育改革是不是“动真格”的指标也很简单就是政府部门是否愿意放权。眼下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就让公众存在是假改还是真改的疑虑这是因为改革的主导力量是教育行政部门那么教育行政部门违心主动放弃自身的权力吗而如果他们不放弃谁又来要求他们必须放弃呢中国商报在《如何把大学办到县里》一章中您以西南联大为例认为“小城镇上的办学更有利于大学远离社会的浮躁”。但是大城市不是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吗小城镇能提供大学生所需的社会实践以及各种条件吗熊丙奇我国大学办学对大城市的依存度很高最近有消息称此前建在一些地级市的本科和高职院校准备搬迁到中心城市详细原因有三一是在地级市获得的办学资源太少到大城市有更大的发展以上的道理教育者并非不懂有的是无奈与无助有的则是主动依靠教育体制。要“教育”教育者最根本在于改革教育制度因为现实制度才是对他们的最好“教育”。价”则是通过大众媒介向公众推荐学者及其成果那些时常曝光的学者也就成了“学术明星”“学术明星”对于传播学术思想有一定作用然而由于媒体本身的立场、大众媒体传播的要求“学术明星”的学术结果有的并不被认同而由于追求收视率等因素“学术明星”的话语也往往有失严谨再加上媒体难以构建“学术共同体”这样学术争论机制“学术明星”的“学术不被争议人却被争议”也就在所难免学术也就在这样的争议中变为名利场。因此“学术明星”对教育的作用极为有限甚至可能产生反作用。对于我国教育与学术来说还是应该恢复重建学术本位的管理建立“学术共同体”。先要把大学变为“大学”中国商报近年来国内很多高校都在追求“一流大学”的称号并摸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那么理想中的现代大学制度是什么样我们距离一流大学还有多远熊丙奇理想中的现代大学制度其基本特征是“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体现的是举行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合理的权责关系。以这样的现代大学制度审视我国大学你会发现目前其实没有一所真正意义的现代大学因此我常说我国大学的问题是没有大学的问题。现在不要提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先要把大学变为“大学”。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也提到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但在现代大学制度之前有“中国特色”这一界定这一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是怎样的呢《纲要》的表述是“依法办学、自主管理、社会参与、民主监督”。如果按此表述我国大学已经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了现实中很多大学不就是这样“办”的么假如我国大学以此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将遥遥无期。中国商报您说2010年也应成为“依法治教年”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吗熊丙奇是的。如果把1993年版的《中国教育和发展规划纲要》、1999年1月1日实施的《高等教育法》、2006年9月1日实施的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还有前不久正式公布的《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拿来出对比阅读你会发现很多所谓的改革其实不是“改革”只不过是对法律法规的落实而已。比如《教育规划纲要》提到要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可是10年前的《高等教育法》早已明确规定学校拥有7项办学自主权而至今没有一所大学拥有一项自主权。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我看来我国教育能够完整地落实已经颁发的教育法律法规当前的问题就解决了至少七八成包括义务教育均衡、教师待遇、大学的去行政化、民办教育的平等权利等等早在法律法规中都有白纸黑字的规定。而这加重了民众的教育焦虑法律规定的都不执行尚不是法律文本的《教育规划纲要》会不会成为一纸空文呢中国教育的明天又会在哪里呢明天在哪里就在永不放弃希望的争取中。《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中国商报》2010年8月13日记者郑立华原题为《给中国教育开100份诊断报告》在我国面向2020年的《教育规划纲要》启动实施之际由著名教育评论家熊丙奇教授撰写的《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讲演》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该书是继《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之后熊丙奇教授第四本关注中国教育的著作。作者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即将开启新一轮教育改革的2008年、2009年以及2010年“最新”的中国教育事件进行了全面的民间解读并结合教育改革未来10年的发展前景诊断当今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教育像个患了自闭症的孩子中国商报从《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到本书已经是您的第四部作品了。您感到您的呼吁有没有或多或少地改变现状熊丙奇这是一个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从2004年出版《大学有问题》到现在已经过去6年多时间很多我所写到的大学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或者稍微缓解反而更加严重。在《体制迷墙》一书中我就和陈丹青先生谈到过这种现象——教育问题与教育问题的解决是不相交、平行运行的教育问题在健康地生长着。对于这种现象有不少人感到沮丧同时对于我不断坚持写教育评论批评教育问题也感到“不解”难道你还对中国教育布满期待这种状态本就很矛盾——难道懊丧者自己不对中国教育问题的解决也充满期待吗没有希望又何来失望和沮丧呢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教育已经病入骨髓这需要耐心肠诊断、开药方、医治。我一直把撰写教育文章视为一个启蒙过程而且我把启蒙的对象比着患了“自闭症”的孩子这就需要你反复地为一个发音、一个动作付出百倍的努力。中国商报杨东平先生在序言中肯定您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您自己是怎么理解这个评价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为何可贵熊丙奇我所坚持的正是杨东平先生所说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所谓民间视角我更愿意理解为独立的视角即不受政府官员也不受所在工作单位的干预发表自己对于教育的见解。而在发表这些见解时我始终坚持教育立场即教育的本质是什么。这两方面对于我国的教育研究和教育发展来说都十分欠缺。今天有不少教育研究者做的是御用文章就是想方设法论证领导提出的观点是正确的而没有自己的观点而在教育本质问题方面由于长期以来的教育行政化、功利化很多教育理念已经变得面目模糊。我并不认为自己有多高明因为基本上所有的文章谈的都是基本的教育常识。如果说这很“可贵”那是因为常识的严重缺失。以高校自主招生来说我一直批评目前的自主招生是“伪自主招生”并先后提出了“自主招生不即是自主考试”、“要举行自主招生联考”、“要赋予学生选择权”一个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概念——这些在我国教育中的“新观念”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就是常态。而就是这些观点我还受到高校负责招生的人员的“反击”诸如不自主考试还是自主招生吗联考不是自主招生的倒退吗一名学生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现实吗这些反对是很正常的这也说明普及常识的重要。在我坚持不断、喋喋不休的“言说”中我注意到有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已经在引用我的话说“自主招生不是自主考试”我国教改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到要推行高水平大学的联考。我还在多篇文章中提到取消国家承认学历这也被认为是“异想天开”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会被提上教育改革的议事日程。因为这是发展教育的基本常识。常识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过去十年并没有真正的教育改革中国商报尽管我们在不断地改革教育可是中国的教育日趋行政化、商业化、利益化您怎样评价近年来的教育改革熊丙奇严格说来过去十年我国没有进行真正的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本质是对教育利益的全面调整我们看到过教育利益的调整吗可以说过去所谓的教育改革都是在不动摇甚至增加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不涉及教育既得利益者的权益的框架下进行的所以每一次“改革”之后教育的行政化、商业化加剧。比如本科教育评估这本质上就是加大行政权力对大学办学的干涉再比如大学教授分级这本质上也是更强调行政对大学教授的管理。我国教育改革的难点简单地说就是让政府放权实现举办权、办学权、教育权和受教育权的平衡。这也是建立全新的教育管理体制和现代学校制度的内核。所以评价改革成败的标尺很简单就是政府部门的权力经过改革之后是增添还是减少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利是被进一步侵占还是得到维护、增强检验教育改革是不是“动真格”的指标也很简单就是政府部门是否愿意放权。眼下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就让公众存在是假改还是真改的疑虑这是因为改革的主导力量是教育行政部门那么教育行政部门愿意主动放弃自身的权力吗而如果他们不放弃谁又来请求他们必须放弃呢中国商报在《如何把大学办到县里》一章中您以西南联大为例认为“小城镇上的办学更有利于大学远离社会的浮躁”。但是大城市不是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吗小城镇能提供大学生所需的社会实践以及各种前提吗熊丙奇我国大学办学对大城市的依存度很高最近有消息称此前建在一些地级市的本科和高职院校准备搬迁到中心城市具体原因有三一是在地级市获得的办学资源太少到大城市有更大的发展中国商报目前国内有越来越多的“学术明星”冉冉升起很多人支持可也经常被人诟病。您觉得这些学术明星对教育会起到什么作用《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中国商报》2010年8月13日记者郑立华原题为《给中国教育开100份诊断报告》在我国面向2020年的《教育规划纲要》启动实施之际由著名教育评论家熊丙奇教授撰写的《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该书是继《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之后熊丙奇教授第四本关注中国教育的著作。作者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即将开启新一轮教育改革的2008年、2009年以及2010年“最新”的中国教育事件进行了全面的民间解读并结合教育改革未来10年的发展前景诊断当今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教育像个患了自闭症的孩子中国商报从《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到本书已经是您的第四部作品了。您觉得您的呼吁有没有或多或少地改变现状熊丙奇这是一个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从2004年出版《大学有问题》到现在已经从前6年多时间很多我所写到的大学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或者稍微缓解反而更加严重。在《体制迷墙》一书中我就和陈丹青先生谈到过这种现象——教育问题与教育问题的解决是不相交、平行运行的教育问题在健康地生长着。对于这种现象有不少人感到沮丧同时对于我不断坚持写教育评论批评教育问题也感到“不解”难道你还对中国教育充满期待这种状态本就很矛盾——难道沮丧者自己不对中国教育问题的解决也充满期待吗没有希望又何来失望和沮丧呢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教育已经病入骨髓这须要耐心地诊断、开药方、医治。我一直把撰写教育文章视为一个启蒙过程而且我把启蒙的对象比着患了“自闭症”的孩子这就需要你反复地为一个发音、一个动作付出百倍的尽力。中国商报杨东平先生在序言中肯定您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您自己是怎么理解这个评价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为何可贵熊丙奇我所坚持的正是杨东平先生所说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所谓民间视角我更愿意理解为独立的视角即不受政府官员也不受所在工作单位的干涉发表自己对于教育的见解。而在发表这些见解时我始终坚持教育立场即教育的本质是什么。这两方面对于我国的教育研究和教育发展来说都十分欠缺。今天有不少教育研究者做的是御用文章就是想方设法论证领导提出的观点是正确的而没有自己的观点而在教育本质问题方面由于长期以来的教育行政化、功利化很多教育理念已经变得面目模糊。我并不认为自己有多高明因为基本上所有的文章谈的都是基本的教育常识。如果说这很“宝贵”那是因为常识的严重缺失。以高校自主招生来说我一直批评目前的自主招生是“伪自主招生”并先后提出了“自主招生不等于自主测验”、“要举行自主招生联考”、“要赋予学生选择权”一个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概念——这些在我国教育中的“新观念”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就是常态。而就是这些观点我还受到高校负责招生的人员的“反击”诸如不自主考试还是自主招生吗联考不是自主招生的倒退吗一名学生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现实吗这些反对是很正常的这也说明普及常识的重要。在我坚持不断、喋喋不休的“言说”中我注意到有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已经在引用我的话说“自主招生不是自主考试”我国教改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到要推行高水平大学的联考。我还在多篇文章中提到撤消国家承认学历这也被认为是“异想天开”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会被提上教育改革的议事日程。因为这是发展教育的基本常识。常识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过去十年并没有真正的教育改革中国商报尽管我们在不断地改革教育可是中国的教育日趋行政化、商业化、利益化您怎样评价近年来的教育改革熊丙奇严格说来过去十年我国没有进行真正的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本质是对教育利益的全面调整我们看到过教育利益的调剂吗可以说过去所谓的教育改革都是在不动摇甚至增加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不波及教育既得利益者的权益的框架下进行的所以每一次“改革”之后教育的行政化、商业化加剧。比如本科教育评估这本质上就是加大行政权力对大学办学的干涉再比如大学教授分级这本质上也是更强调行政对大学教授的管理。我国教育改革的难点简单地说就是让政府放权实现举办权、办学权、教育权和受教育权的平衡。这也是建立全新的教育管理体制和现代学校制度的内核。所以评价改革成败的标尺很简单就是政府部门的权力经过改革之后是增加还是减少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力是被进一步侵占还是得到维护、增强检验教育改革是不是“动真格”的指标也很简单就是政府部门是否愿意放权。眼下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就让公众存在是假改还是真改的疑虑这是因为改革的主导力量是教育行政部门那么教育行政部门愿意自动放弃自身的权力吗而如果他们不放弃谁又来要求他们必须放弃呢中国商报在《如何把大学办到县里》一章中您以西南联大为例认为“小城镇上的办学更有利于大学远离社会的浮躁”。但是大城市不是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吗小城镇能提供大学生所需的社会实践以及各种条件吗熊丙奇我国大学办学对大城市的依存度很高最近有消息称此前建在一些地级市的本科和高职院校准备搬迁到中心城市具体原因有三一是在地级市获得的办学资源太少到大城市有更大的发展价”则是通过大众媒介向公众推荐学者及其成果那些时常曝光的学者也就成了“学术明星”“学术明星”对于传播学术思想有一定作用然而由于媒体本身的立场、大众媒体传播的要求“学术明星”的学术成果有的并不被认同而由于追求收视率等因素“学术明星”的话语也往往有失严谨再加上媒体难以构建“学术共同体”这样学术争论机制“学术明星”的“学术不被争议人却被争议”也就在所难免学术也就在这样的争议中变为名利场。因此“学术明星”对教育的作用极为有限甚至可能产生反作用。对于我国教育与学术来说还是应该恢复重建学术本位的管理建立“学术共同体”。先要把大学变为“大学”中国商报近年来国内很多高校都在追求“一流大学”的称号并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那么幻想中的现代大学制度是什么样咱们距离一流大学还有多远熊丙奇理想中的现代大学制度其基本特征是“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体现的是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合理的权责关系。以这样的现代大学制度审视我国大学你会发现目前其实没有一所真正意义的现代大学因此我常说我国大学的问题是没有大学的问题。现在不要提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先要把大学变为“大学”。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也提到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但在现代大学制度之前有“中国特色”这一界定这一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是怎样的呢《纲要》的表述是“依法办学、自主管理、社会参与、民主监督”。如果按此表述我国大学已经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了现实中很多大学不就是这样“办”的么假如我国大学以此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将遥遥无期。中国商报您说2010年也应成为“依法治教年”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吗熊丙奇是的。如果把1993年版的《中国教育和发展规划纲要》、1999年1月1日实施的《高等教育法》、2006年9月1日实施的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还有前不久正式颁布的《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拿来出对比阅读你会发现很多所谓的改革其实不是“改革”只不过是对法律法规的落实而已。比如《教育规划纲要》提到要落实和扩展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可是10年前的《高等教育法》早已明确规定学校拥有7项办学自主权而至今没有一所大学拥有一项自主权。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我看来我国教育能够完整地落实已经颁发的教育法律法规当前的问题就解决了至少七八成包括义务教育均衡、教师待遇、大学的去行政化、民办教育的平等权利等等早在法律法规中都有白纸黑字的规定。而这加重了民众的教育焦虑法律规定的都不执行尚不是法律文本的《教育规划纲要》会不会成为一纸空文呢中国教育的明天又会在哪里呢明天在哪里就在永不放弃希望的争取中。熊丙奇总体说来对于学术有三方面评价一是“官方评价”也可称为政府评价就是由政府进行学术评价授予某种头衔或者给予某种奖励二是“媒体评价”就是由媒体采访学者报道、传播学者的学术成果、学术思想、学术贡献三是“学术共同体评价《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中国商报》2010年8月13日记者郑立华原题为《给中国教育开100份诊断报告》在我国面向2020年的《教育规划纲要》启动实施之际由著名教育评论家熊丙奇教授撰写的《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呈文》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该书是继《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之后熊丙奇教授第四本关注中国教育的著述。作者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即将开启新一轮教育改革的2008年、2009年以及2010年“最新”的中国教育事件进行了全面的民间解读并联合教育改革未来10年的发展前景诊断当今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教育像个患了自闭症的孩子中国商报从《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到本书已经是您的第四部作品了。您觉得您的呼吁有没有或多或少地改变现状熊丙奇这是一个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从2004年出版《大学有问题》到现在已经过去6年多时间很多我所写到的大学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或者轻微缓解反而更加严重。在《体制迷墙》一书中我就和陈丹青先生谈到过这种现象——教育问题与教育问题的解决是不相交、平行运行的教育问题在健康地生长着。对于这种现象有不少人感到沮丧同时对于我不断坚持写教育评论批评教育问题也感到“不解”难道你还对中国教育充满期待这种状态本就很矛盾——难道沮丧者自己不对中国教育问题的解决也充满期待吗没有希望又何来失望和沮丧呢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教育已经病入骨髓这需要耐心地诊断、开药方、医治。我一直把撰写教育文章视为一个启蒙过程而且我把启蒙的对象比着患了“自闭症”的孩子这就需要你反复地为一个发音、一个动作付出百倍的努力。中国商报杨东平先生在序言中肯定您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您自己是怎么懂得这个评价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为何可贵熊丙奇我所坚持的正是杨东平先生所说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所谓民间视角我更愿意理解为独立的视角即不受政府官员也不受所在工作单位的干涉发表自己对于教育的见解。而在发表这些见解时我始终坚持教育立场即教育的本质是什么。这两方面对于我国的教育研究和教育发展来说都十分欠缺。今天有不少教育研究者做的是御用文章就是想方设法论证领导提出的观点是正确的而没有自己的观点而在教育本质问题方面由于长期以来的教育行政化、功利化很多教育理念已经变得面目模糊。我并不认为自己有多高明因为基本上所有的文章谈的都是基本的教育常识。如果说这很“可贵”那是因为常识的严重缺失。以高校自主招生来说我一直批评目前的自主招生是“伪自主招生”并先后提出了“自主招生不等于自主考试”、“要举行自主招生联考”、“要赋予学生选择权”一个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概念——这些在我国教育中的“新观念”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就是常态。而就是这些观点我还受到高校负责招生的人员的“反击”诸如不自主考试还是自主招生吗联考不是自主招生的倒退吗一名学生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现实吗这些反对是很正常的这也说明普及常识的重要。在我坚持不断、喋喋不休的“言说”中我注意到有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已经在引用我的话说“自主招生不是自主考试”我国教改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到要推行高水平大学的联考。我还在多篇文章中提到取消国家承认学历这也被认为是“异想天开”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会被提上教育改革的议事日程。因为这是发展教育的基本常识。常识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过去十年并没有真正的教育改革中国商报只管我们在不断地改革教育可是中国的教育日趋行政化、商业化、利益化您怎样评价近年来的教育改革熊丙奇严格说来过去十年我国没有进行真正的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本质是对教育利益的全面调整我们看到过教育利益的调整吗可以说过去所谓的教育改革都是在不动摇甚至增加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利不涉及教育既得利益者的权益的框架下进行的所以每一次“改革”之后教育的行政化、商业化加剧。好比本科教育评估这本质上就是加大行政权力对大学办学的干涉再比如大学教授分级这本质上也是更强调行政对大学教授的管理。我国教育改革的难点简单地说就是让政府放权实现举办权、办学权、教育权和受教育权的平衡。这也是建立全新的教育管理体制和现代学校制度的内核。所以评价改革成败的标尺很简单就是政府部门的权力经过改革之后是增加还是减少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利是被进一步侵占还是得到维护、增强检验教育改革是不是“动真格”的指标也很简单就是政府部门是否愿意放权。眼下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就让公众存在是假改还是真改的疑虑这是因为改革的主导力量是教育行政部门那么教育行政部门愿意主动放弃自身的权力吗而如果他们不放弃谁又来要求他们必须放弃呢中国商报在《如何把大学办到县里》一章中你以西南联大为例认为“小城镇上的办学更有利于大学远离社会的浮躁”。但是大城市不是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吗小城镇能提供大学生所需的社会实践以及各种条件吗熊丙奇我国大学办学对大城市的依存度很高最近有消息称此前建在一些地级市的本科和高职院校准备搬迁到核心城市具体原因有三一是在地级市获得的办学资源太少到大城市有更大的发展”即由学者组成的共同体按学术评价的标准评价学术成果、学术价值与学术贡献。在健康的学术管理环境中“学术共同体评价”是学术评价的主体、核心空间二是学生不愿意报考在地级市的大学觉得不能见识大城市的风采今后的求职空间也很狭窄——我国学生的求职路径是往下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好走往上中小城市到大城市走很难三是招聘不到好教师原有的教师也一直地跳槽到大城市的学校去。出现这种情况与我国大学的办学资源来源单一办学定位以及各地存在的严重不均衡有关。如果办学资源更多来源于政府拨款那么学校的选址必定以大中城市为主而不愿意选择在偏远小城市而国外大学的办学经费是有很多渠道的除了政府拨款、学生学费还有占办学经费很大比例的校友捐赠和社会捐赠。我国高校应该转变依靠地方资源的办学模式。在办学定位上我国中小城市高校连续了基础教育的“背井离乡”模式即把人才“输送”出去而不是把人才作为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建立在地级市的高校应该首先为当地经济发展培养人才而不是以这些学生中有多少考研、有多少到大城市求职就业作为办学的事迹。而这才是地方办大学的重要意义所在。由于地方办大学没有在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模式上进行调整这也就造成了教师的“出走”——既然培养的学生都是以去大城市工作为目标那么又怎能强求老师也坚守岗位呢更重要的是由于地方所办大学没有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形成人才培养、经济发展、反馈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这就使得这些高校在完成最初的使命之后——当初不少地方有参与举办高等教育的积极性有一个意图是提高当地的升学率现在随着高等教育资源的充足地方所办高校在这方面的作用明显“退化”——在当地变为“鸡肋”当地没有得到发展学校招生获得的持续支持减少招生受到影响办学也就难认为继。假如从一开始办学起就立足为当地培养发展当地经济的人才高校会陷入这种尴尬境地吗而如果高校采取这种办学定位当地就能为大学生提供广阔的实践舞台。那种在当地找不到合适实践机会的想法只能表明学校的人才培养没有找到准确的定位。连教育者本身都需要彻底的教育中国商报我国教育存在以下三大传统观念——“改变命运”、“赢在起点”、“争做第一”以这三大观念为轴心组织和发展起来的教育体系让所有受教育者不是根据自己的个性和兴趣在教育中得到个性的发展、人格的完善而是在教育的竞技场上与同辈为命运、为生存、为成功进行“厮杀”。这种教育实则将所有受教育者“教育”为成功者和失败者撕裂了这一代年轻人本应该拥有的平等、同情与关爱——这一段相当深刻。可是这种传统观念可能发生改变吗熊丙奇我国当前的教育主要为“竞技教育”与“功利教育”。很多由此派生的教育观念可谓根深蒂固。然而不管愿不愿意改这些观念必须转变因为这是受形势“所逼”。拿“改变命运”来说,教育就已然难以改变人的命运了——就是考上大学现在也有很多大学毕业生每年超过150万难以找到工作。如果还以这样的观念来对待教育就必然会出现另一个文明社会不愿看到的景象读书无用。我国社会将会出现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高低龄辍学的景象。这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当然转变这种观念不只是教育的改革而更需要社会的改革要通过社会的改革剥离不应该由教育担负的功能我国教育由于担负了诸多不属于教育的功能由此出现教育的异化。这些社会改革包括户籍改革、社会福利保障改革等等如果没有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农村孩子还会以上大学来转变自己的乡村户籍吗如果国民的社会福利保障基本一致还需要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低人一等的命运吗中国商报您说“连教育者本身都需要彻底的教育”都需要哪些方面的教育又由谁来教育他们熊丙奇这些教育主要是教育常识的回归。从《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看我国教育者本应该拥有教育自主权但由于教育行政化教育者的教育自主权十分有限而因为教育者没有自主权就表现出三方面问题首先是教育偏离教育规律按行政指令办教育追求教育政绩其次是教育失去尊严教育者连自主权都不具备也就难有独立的教育人格再次是教育者也不尊重受教育者的权益普遍的情况是权益意识十分淡漠在教育中伤害学生权益的教育事件一再发生。以上的情理教育者并非不懂有的是无奈与无助有的则是主动依附教育体制。要“教育”教育者最根本在于改革教育制度因为现实制度才是对他们的最好“教育”。中国商报目前国内有越来越多的“学术明星”冉冉升起很多人支持可也经常被人诟病。您觉得这些学术明星对教育会起到什么作用熊丙奇总体说来对于学术有三方面评价一是“官方评价”也可称为政府评价就是由政府进行学术评价授予某种头衔或者给予某种奖励二是“媒体评价”就是由媒体采访学者报道、传播学者的学术成果、学术思想、学术贡献三是“学术共同体评价”即由学者组成的共同体按学术评价的标准评价学术成果、学术价值与学术贡献。在健康的学术管理环境中“学术共同体评价”是学术评价的主体、核心“官方评价”和“媒体评价”是学术共同体评价的延伸、辅助。在我国目前几乎没有学术共同体评价因为没有学术共同体。于是学术评价主要为“官方评价”和“媒体评价”。“官方评价”包括院士、长江学者评审国家科技奖励颁发等等这造成的结果是学术行政化加剧统计显示新中选的院士80%以上有行政头衔90%以上的国家科技特等奖获得者第一作者有行政头衔。“媒体评“官方评价”和“媒体评价”是学术共同体评价的延伸、辅助。在我国目前几乎没有学术共同体评价因为没有学术共同体。于是学术评价主要为“官方评价”和空间二是学生不乐意报考在地级市的大学觉得不能见识大城市的风采今后的求职空间也很狭窄——我国学生的求职路径是往下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好走往上中小城市到大城市走很难三是招聘不到好教师原有的教师也不断地跳槽到大城市的学校去。呈现这种情况与我国大学的办学资源来源单一办学定位以及各地存在的严重不均衡有关。如果办学资源更多来源于政府拨款那么学校的选址必然以大中城市为主而不愿意选择在偏远小城市而国外大学的办学经费是有很多渠道的除了政府拨款、学生学费还有占办学经费很大比例的校友馈赠和社会捐赠。我国高校应该转变依靠地方资源的办学模式。在办学定位上我国中小城市高校延续了基础教育的“背井离乡”模式即把人才“输送”出去而不是把人才作为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建立在地级市的高校应该首先为当地经济发展培养人才而不是以这些学生中有多少考研、有多少到大城市求职就业作为办学的业绩。而这才是地方办大学的重要意义所在。由于地方办大学没有在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模式上进行调整这也就造成了教师的“出走”——既然培养的学生都是以去大城市工作为目标那么又怎能强求老师也坚守岗位呢更重要的是由于地方所办大学没有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形成人才培养、经济发展、反馈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这就使得这些高校在完成最初的使命之后——当初不少地方有参与举办高等教育的积极性有一个意图是进步当地的升学率现在随着高等教育资源的充足地方所办高校在这方面的作用明显“退化”——在当地变为“鸡肋”当地没有得到发展学校招生获得的持续支持减少招生受到影响办学也就难以为继。假如从一开始办学起就立足为当地培养发展当地经济的人才高校会陷入这种尴尬境地吗而如果高校采取这种办学定位当地就能为大学生提供广阔的实践舞台。那种在当地找不到合适实践机会的想法只能表明学校的人才培养没有找到准确的定位。连教育者本身都需要彻底的教育中国商报我国教育存在以下三大传统观念——“改变命运”、“赢在起点”、“争做第一”以这三大观念为轴心组织和发展起来的教育体系让所有受教育者不是根据自己的个性和兴趣在教育中得到个性的发展、人格的完善而是在教育的竞技场上与同辈为命运、为生存、为成功进行“厮杀”。这种教育实则将所有受教育者“教育”为成功者和失败者撕裂了这一代年轻人本应当拥有的平等、同情与关爱——这一段相当深刻。可是这种传统观念可能发生转变吗熊丙奇我国当前的教育主要为“竞技教育”与“功利教育”。很多由此派生的教育观念可谓根深蒂固。然而不管愿不愿意改这些观念必须转变因为这是受形势“所逼”。拿“改变命运”来说,教育就已然难以改变人的命运了——就是考上大学现在也有很多大学毕业生每年超过150万难以找到工作。如果还以这样的观念来对待教育就必然会出现另一个文明社会不愿看到的现象读书无用。我国社会将会出现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高低龄辍学的景象。这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当然转变这种观念不只是教育的改革而更需要社会的改革要通过社会的改革剥离不应该由教育担负的功能我国教育由于担负了诸多不属于教育的功能由此出现教育的异化。这些社会改革包括户籍改革、社会福利保障改革等等如果没有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农村孩子还会以上大学来转变自己的农村户籍吗如果公民的社会福利保障基本一致还需要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低人一等的命运吗中国商报您说“连教育者本身都需要彻底的教育”都需要哪些方面的教育又由谁来教育他们熊丙奇这些教育主要是教育常识的回归。从《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看我国教育者本应该拥有教育自主权但由于教育行政化教育者的教育自主权十分有限而由于教育者没有自主权就表现出三方面问题首先是教育偏离教育规律按行政指令办教育追求教育政绩其次是教育失去尊严教育者连自主权都不具备也就难有独立的教育人格再次是教育者也不尊重受教育者的权益普遍的情况是权益意识非常淡漠在教育中伤害学生权益的教育事件一再发生。以上的道理教育者并非不懂有的是无奈与无助有的则是主动依附教育体制。要“教育”教育者最根本在于改革教育制度因为现实制度才是对他们的最好“教育”。中国商报目前国内有越来越多的“学术明星”冉冉升起很多人支持可也经常被人诟病。您觉得这些学术明星对教育会起到什么作用熊丙奇总体说来对于学术有三方面评价一是“官方评价”也可称为政府评价就是由政府进行学术评价授予某种头衔或者给予某种奖励二是“媒体评价”就是由媒体采访学者报道、传播学者的学术成果、学术思想、学术贡献三是“学术共同体评价”即由学者组成的共同体按学术评价的标准评价学术成果、学术价值与学术贡献。在健康的学术管理环境中“学术共同体评价”是学术评价的主体、核心“官方评价”和“媒体评价”是学术共同体评价的延伸、辅助。在我国目前几乎没有学术共同体评价因为没有学术共同体。于是学术评价主要为“官方评价”和“媒体评价”。“官方评价”包括院士、长江学者评审国家科技奖励颁发等等这造成的结果是学术行政化加剧统计显示新当选的院士80%以上有行政头衔90%以上的国家科技特等奖获得者第一作者有行政头衔。“媒体评“媒体评价”。“官方评价”包括院士、长江学者评审国家科技奖励颁发等等这造成的结果是学术行政化加剧统计显示新当选的院士80%以上有行政头衔90%以上的国家科技特等奖获得者第一作者有行政头衔。空间二是学生不愿意报考在地级市的大学觉得不能见识大城市的风采今后的求职空间也很狭窄——我国学生的求职路径是往下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好走往上中小城市到大城市走很难三是招聘不到好教师原有的教师也不断地跳槽到大城市的学校去。出现这种情况与我国大学的办学资源来源单一办学定位以及各地存在的严重不均衡有关。如果办学资源更多来源于政府拨款那么学校的选址必然以大中城市为主而不愿意选择在偏远小城市而国外大学的办学经费是有很多渠道的除了政府拨款、学生学费还有占办学经费很大比例的校友捐赠和社会捐赠。我国高校应该转变依靠地方资源的办学模式。在办学定位上我国中小城市高校延续了基础教育的“背井离乡”模式即把人才“输送”出去而不是把人才作为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建立在地级市的高校应该首先为当地经济发展培养人才而不是以这些学生中有多少考研、有多少到大城市求职就业作为办学的业绩。而这才是地方办大学的重要意义所在。由于地方办大学没有在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模式上进行调整这也就造成了教师的“出走”——既然培养的学生都是以去大城市工作为目标那么又怎能强求老师也坚守岗位呢更重要的是由于地方所办大学没有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形成人才培养、经济发展、反馈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这就使得这些高校在完成最初的使命之后——当初不少地方有参与举办高等教育的积极性有一个意图是提高当地的升学率现在随着高等教育资源的充足地方所办高校在这方面的作用明显“退化”——在当地变为“鸡肋”当地没有得到发展学校招生获得的持续支持减少招生受到影响办学也就难以为继。假如从一开始办学起就立足为当地培养发展当地经济的人才高校会陷入这种尴尬地步吗而如果高校采取这种办学定位当地就能为大学生提供广阔的实践舞台。那种在当地找不到合适实践机会的想法只能表明学校的人才培养没有找到准确的定位。连教育者本身都需要彻底的教育中国商报我国教育存在以下三大传统观念——“改变命运”、“赢在起点”、“争做第一”以这三大观念为轴心组织和发展起来的教育体制让所有受教育者不是根据自己的个性和兴趣在教育中得到个性的发展、人格的完善而是在教育的竞技场上与同辈为命运、为生存、为成功进行“厮杀”。这种教育实则将所有受教育者“教育”为成功者和失败者撕裂了这一代年轻人本应该拥有的平等、同情与关爱——这一段相当深刻。可是这种传统观念可能发生改变吗熊丙奇我国当前的教育主要为“竞技教育”与“功利教育”。很多由此派生的教育观念可谓根深蒂固。然而不管愿不愿意改这些观念必须转变因为这是受形势“所逼”。拿“改变命运”来说,教育就未然难以改变人的命运了——就是考上大学现在也有很多大学毕业生每年超过150万难以找到工作。如果还以这样的观念来看待教育就必然会出现另一个文明社会不愿看到的现象读书无用。我国社会将会出现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高低龄辍学的景象。这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当然转变这种观念不只是教育的改革而更需要社会的改革要通过社会的改革剥离不应该由教育担负的功能我国教育由于担负了诸多不属于教育的功能由此出现教育的异化。这些社会改革包括户籍改革、社会福利保障改革等等如果没有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农村孩子还会以上大学来转变自己的农村户籍吗如果公民的社会福利保障基本一致还需要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低人一等的命运吗中国商报您说“连教育者本身都需要彻底的教育”都需要哪些方面的教育又由谁来教育他们熊丙奇这些教育主要是教育常识的回归。从《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看我国教育者本应该拥有教育自主权但由于教育行政化教育者的教育自主权十分有限而由于教育者没有自主权就表现出三方面问题首先是教育偏离教育规律按行政指令办教育追求教育政绩其次是教育失去尊严教育者连自主权都不具备也就难有独立的教育人格再次是教育者也不尊重受教育者的权益普遍的情况是权益意识十分淡漠在教育中伤害学生权益的教育事件一再发生。以上的道理教育者并非不懂有的是无奈与无助有的则是主动依附教育体制。要“教育”教育者最根本在于改革教育制度因为现实制度才是对他们的最好“教育”。中国商报目前国内有越来越多的“学术明星”冉冉升起很多人支持可也经常被人诟病。您觉得这些学术明星对教育会起到什么作用熊丙奇总体说来对于学术有三方面评价一是“官方评价”也可称为政府评价就是由政府进行学术评价授予某种头衔或者给予某种奖励二是“媒体评价”就是由媒体采访学者报道、传播学者的学术成果、学术思想、学术贡献三是“学术共同体评价”即由学者组成的共同体按学术评价的标准评价学术成果、学术价值与学术贡献。在健康的学术管理环境中“学术共同体评价”是学术评价的主体、核心“官方评价”和“媒体评价”是学术共同体评价的延伸、帮助。在我国目前简直没有学术共同体评价因为没有学术共同体。于是学术评价主要为“官方评价”和“媒体评价”。“官方评价”包括院士、长江学者评审国家科技奖励颁发等等这造成的结果是学术行政化加剧统计显示新当选的院士80%以上有行政头衔90%以上的国家科技特等奖获得者第一作者有行政头衔。“媒体评“媒体评价”则是通过大众媒介向公众推荐学者及其成果那些时常曝光的学者也就成了“学术明星”“学术明星”对于传播学术思想有一定作用然而由于媒体本身的立场、大众媒体传布的要求“学术明星”的学术成果有的并不被认同而由于追求收视率等因素“学术明星价”则是通过大众媒介向公众推荐学者及其成果那些时常曝光的学者也就成了“学术明星”“学术明星”对于传播学术思想有一定作用然而由于媒体本身的立场、大众媒体传播的要求“学术明星”的学术成果有的并不被认同而由于追求收视率等因素“学术明星”的话语也往往有失严谨再加上媒体难以构建“学术共同体”这样学术争论机制“学术明星”的“学术不被争议人却被争议”也就在所难免学术也就在这样的争议中变为名利场。因此“学术明星”对教育的作用极为有限甚至可能产生反作用。对于我国教育与学术来说还是应该恢复重建学术本位的管理建立“学术共同体”。先要把大学变为“大学”中国商报近年来国内很多高校都在追求“一流大学”的称号并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那么理想中的现代大学制度是什么样我们距离一流大学还有多远熊丙奇理想中的现代大学制度其基本特征是“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体现的是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合理的权责关系。以这样的现代大学制度审视我国大学你会发现目前其实没有一所真正意义的现代大学因此我常说我国大学的问题是没有大学的问题。现在不要提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先要把大学变为“大学”。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也提到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但在现代大学制度之前有“中国特色”这一界定这一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是怎样的呢《纲要》的表述是“依法办学、自主管理、社会参与、民主监督”。如果按此表述我国大学已经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了现实中很多大学不就是这样“办”的么假如我国大学以此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将遥遥无期。中国商报您说2010年也应成为“依法治教年”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吗熊丙奇是的。如果把1993年版的《中国教育和发展规划纲要》、1999年1月1日实施的《高等教育法》、2006年9月1日实施的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还有前不久正式公布的《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拿来出对比阅读你会发现很多所谓的改革其实不是“改革”只不过是对法律法规的落实而已。比如《教育规划纲要》提到要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可是10年前的《高等教育法》早已明确规定学校拥有7项办学自主权而至今没有一所大学拥有一项自主权。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我看来我国教育能够完整地落实已经颁发的教育法律法规当前的问题就解决了至少七八成包括义务教育均衡、教师待遇、大学的去行政化、民办教育的平等权利等等早在法律法规中都有白纸黑字的规定。而这加重了民众的教育焦虑法律规定的都不执行尚不是法律文本的《教育规划纲要》会不会成为一纸空文呢中国教育的明天又会在哪里呢明天在哪里就在永不放弃希望的争取中。”的话语也往往有失严谨再加上媒体难以构建“学术共同体”这样学术争论机制“学术明星”的“学术不被争议人却被争议《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中国商报》2010年8月13日记者郑立华原题为《给中国教育开100份诊断报告》在我国面向2020年的《教育规划纲要》启动实施之际由著名教育评论家熊丙奇教授撰写的《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该书是继《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之后熊丙奇教授第四本关注中国教育的著作。作者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即将开启新一轮教育改革的2008年、2009年以及2010年“最新”的中国教育事件进行了全面的民间解读并结合教育改革未来10年的发展前景诊断当今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教育像个患了自闭症的孩子中国商报从《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到本书已经是您的第四部作品了。您觉得您的呼吁有没有或多或少地改变现状熊丙奇这是一个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从2004年出版《大学有问题》到现在已经过去6年多时间很多我所写到的大学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或者轻微缓解反而更加严重。在《体制迷墙》一书中我就和陈丹青先生谈到过这种现象——教育问题与教育问题的解决是不相交、平行运行的教育问题在健康地生长着。对于这种现象有不少人感到沮丧同时对于我不断坚持写教育评论批评教育问题也感到“不解”难道你还对中国教育充满期待这种状态本就很抵触——难道沮丧者自己不对中国教育问题的解决也充满期待吗没有希望又何来失望和沮丧呢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教育已经病入骨髓这需要耐心地诊断、开药方、医治。我一直把撰写教育文章视为一个启蒙过程而且我把启蒙的对象比着患了“自闭症”的孩子这就需要你反复地为一个发音、一个动作付出百倍的努力。中国商报杨东平先生在序言中肯定您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您自己是怎么理解这个评价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为何可贵熊丙奇我所坚持的正是杨东平先生所说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所谓民间视角我更愿意理解为独立的视角即不受政府官员也不受所在工作单位的干涉发表自己对于教育的见解。而在发表这些见解时我始终坚持教育立场即教育的本质是什么。这两方面对于我国的教育研究和教育发展来说都十分欠缺。今天有不少教育研究者做的是御用文章就是想方设法论证领导提出的观点是正确的而没有自己的观点而在教育本质问题方面由于长期以来的教育行政化、功利化很多教育理念已经变得面目模糊。我并不认为自己有多高明因为基本上所有的文章谈的都是基本的教育常识。如果说这很“可贵”那是因为常识的严重缺失。以高校自主招生来说我一直批评目前的自主招生是“伪自主招生”并先后提出了“自主招生不等于自主考试”、“要举办自主招生联考”、“要赋予学生选择权”一个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概念——这些在我国教育中的“新观念”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就是常态。而就是这些观点我还受到高校负责招生的人员的“反击”诸如不自主考试还是自主招生吗联考不是自主招生的倒退吗一名学生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现实吗这些反对是很正常的这也说明普及常识的重要。在我坚持不断、喋喋不休的“言说”中我注意到有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已经在引用我的话说“自主招生不是自主考试”我国教改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到要推行高水平大学的联考。我还在多篇文章中提到取消国家承认学历这也被认为是“异想天开”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会被提上教育改革的议事日程。因为这是发展教育的基本常识。常识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过去十年并没有真正的教育改革中国商报尽管我们在不断地改革教育可是中国的教育日趋行政化、商业化、利益化您怎样评价近年来的教育改革熊丙奇严格说来过去十年我国没有进行真正的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本质是对教育利益的全面调整我们看到过教育利益的调整吗可以说过去所谓的教育改革都是在不动摇甚至增加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不涉及教育既得利益者的权益的框架下进行的所以每一次“改革”之后教育的行政化、商业化加剧。比如本科教育评估这本质上就是加大行政权力对大学办学的干涉再比如大学教授分级这本质上也是更强调行政对大学教授的管理。我国教育改革的难点简单地说就是让政府放权实现举办权、办学权、教育权和受教育权的平衡。这也是建立全新的教育管理体制和现代学校制度的内核。所以评价改革成败的标尺很简单就是政府部门的权力经过改革之后是增加还是减少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利是被进一步侵占还是得到维护、增强检验教育改革是不是“动真格”的指标也很简单就是政府部门是否愿意放权。眼下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就让公众存在是假改还是真改的疑虑这是因为改革的主导力量是教育行政部门那么教育行政部门愿意主动废弃自身的权力吗而如果他们不放弃谁又来要求他们必须放弃呢中国商报在《如何把大学办到县里》一章中您以西南联大为例认为“小城镇上的办学更有利于大学远离社会的浮躁”。但是大城市不是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吗小城镇能提供大学生所需的社会实践以及各种条件吗熊丙奇我国大学办学对大城市的依存度很高最近有消息称此前建在一些地级市的本科和高职院校准备搬迁到中心城市具体原因有三一是在地级市获得的办学资源太少到大城市有更大的发展”也就在所难免学术也就在这样的争议中变为名利场。《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中国商报》2010年8月13日记者郑立华原题为《给中国教育开100份诊断报告》在我国面向2020年的《教育规划纲要》启动实施之际由著名教育评论家熊丙奇教授撰写的《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该书是继《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之后熊丙奇教授第四本关注中国教育的著作。作者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即将开启新一轮教育改革的2008年、2009年以及2010年“最新”的中国教育事件进行了全面的民间解读并结合教育改革未来10年的发展前景诊断当今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教育像个患了自闭症的孩子中国商报从《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到本书已经是您的第四部作品了。您觉得您的呼吁有没有或多或少地改变现状熊丙奇这是一个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从2004年出版《大学有问题》到现在已经过去6年多时间很多我所写到的大学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或者略微缓解反而更加严重。在《体制迷墙》一书中我就和陈丹青先生谈到过这种现象——教育问题与教育问题的解决是不相交、平行运行的教育问题在健康地生长着。对于这种现象有不少人感到沮丧同时对于我不断坚持写教育评论批评教育问题也感到“不解”难道你还对中国教育充满期待这种状态本就很矛盾——难道沮丧者自己不对中国教育问题的解决也充满期待吗没有希望又何来失望和沮丧呢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教育已经病入骨髓这需要耐心地诊断、开药方、医治。我一直把撰写教育文章视为一个启蒙过程而且我把启蒙的对象比着患了“自闭症”的孩子这就需要你反复地为一个发音、一个动作付出百倍的努力。中国商报杨东平先生在序言中肯定您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您自己是怎么理解这个评价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为何可贵熊丙奇我所坚持的正是杨东平先生所说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所谓民间视角我更愿意理解为独立的视角即不受政府官员也不受所在工作单位的干涉发表自己对于教育的见解。而在发表这些见解时我始终坚持教育立场即教育的本质是什么。这两方面对于我国的教育研究和教育发展来说都十分欠缺。今天有不少教育研究者做的是御用文章就是想方设法论证领导提出的观点是正确的而没有自己的观点而在教育本质问题方面由于长期以来的教育行政化、功利化很多教育理念已经变得面目模糊。我并不认为自己有多高明因为基本上所有的文章谈的都是基本的教育常识。如果说这很“可贵”那是因为常识的严重缺失。以高校自主招生来说我一直批评目前的自主招生是“伪自主招生”并先后提出了“自主招生不等于自主考试”、“要举行自主招生联考”、“要赋予学生选择权”一个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概念——这些在我国教育中的“新观念”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就是常态。而就是这些观点我还受到高校负责招生的人员的“反击”诸如不自主考试还是自主招生吗联考不是自主招生的倒退吗一名学生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现实吗这些反对是很正常的这也说明普及常识的重要。在我坚持不断、喋喋不休的“言说”中我注意到有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已经在引用我的话说“自主招生不是自主考试”我国教改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到要推行高水平大学的联考。我还在多篇文章中提到取消国家承认学历这也被认为是“异想天开”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会被提上教育改革的议事日程。因为这是发展教育的基础常识。常识的力量是不可拦阻的。过去十年并没有真正的教育改革中国商报尽管我们在不断地改革教育可是中国的教育日趋行政化、商业化、利益化您怎样评价近年来的教育改革熊丙奇严格说来过去十年我国没有进行真正的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本质是对教育利益的全面调整我们看到过教育利益的调整吗可以说过去所谓的教育改革都是在不动摇甚至增加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不涉及教育既得利益者的权益的框架下进行的所以每一次“改革”之后教育的行政化、商业化加剧。比如本科教育评估这本质上就是加大行政权力对大学办学的干涉再比如大学教授分级这本质上也是更强调行政对大学教授的管理。我国教育改革的难点简单地说就是让政府放权实现举办权、办学权、教育权和受教育权的平衡。这也是建立全新的教育管理体制和现代学校制度的内核。所以评价改革成败的标尺很简单就是政府部门的权力经过改革之后是增加还是减少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利是被进一步侵占还是得到维护、增强检验教育改革是不是“动真格”的指标也很简单就是政府部门是否愿意放权。眼下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就让公众存在是假改还是真改的疑虑这是因为改革的主导气力是教育行政部门那么教育行政部门愿意主动放弃自身的权力吗而如果他们不放弃谁又来要求他们必须放弃呢中国商报在《如何把大学办到县里》一章中您以西南联大为例认为“小城镇上的办学更有利于大学远离社会的浮躁”。但是大城市不是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吗小城镇能提供大学生所需的社会实践以及各种条件吗熊丙奇我国大学办学对大城市的依存度很高最近有消息称此前建在一些地级市的本科和高职院校准备搬迁到中心城市具体原因有三一是在地级市获得的办学资源太少到大城市有更大的发展因此“学术明星”对教育的作用极为有限甚至可能产生反作用。对于我国教育与学术来说还是应该恢复重建学术本位的管理建立“学术共同体”。价”则是通过大众媒介向公众推荐学者及其成果那些时常曝光的学者也就成了“学术明星”“学术明星”对于传播学术思想有一定作用然而由于媒体本身的立场、大众媒体传播的要求“学术明星”的学术成果有的并不被认同而由于追求收视率等因素“学术明星”的话语也往往有失严谨再加上媒体难以构建“学术共同体”这样学术争论机制“学术明星”的“学术不被争议人却被争议”也就在所难免学术也就在这样的争议中变为名利场。因此“学术明星”对教育的作用极为有限甚至可能产生反作用。对于我国教育与学术来说还是应该恢复重建学术本位的管理建立“学术共同体”。先要把大学变为“大学”中国商报近年来国内很多高校都在追求“一流大学”的称号并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那么理想中的现代大学制度是什么样我们距离一流大学还有多远熊丙奇理想中的现代大学制度其基本特征是“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体现的是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合理的权责关系。以这样的现代大学制度审阅我国大学你会发现目前其实没有一所真正意义的现代大学因此我常说我国大学的问题是没有大学的问题。现在不要提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先要把大学变为“大学”。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也提到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但在现代大学制度之前有“中国特色”这一界定这一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是怎样的呢《纲要》的表述是“依法办学、自主管理、社会参与、民主监督”。如果按此表述我国大学已经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了现实中很多大学不就是这样“办”的么假如我国大学以此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将遥遥无期。中国商报您说2010年也应成为“依法治教年”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吗熊丙奇是的。如果把1993年版的《中国教育和发展规划纲要》、1999年1月1日实施的《高等教育法》、2006年9月1日实施的新修订的《任务教育法》还有前不久正式公布的《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拿来出对比阅读你会发现很多所谓的改革其实不是“改革”只不过是对法律法规的落实而已。比如《教育规划纲要》提到要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可是10年前的《高等教育法》早已明确规定学校拥有7项办学自主权而至今没有一所大学拥有一项自主权。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我看来我国教育能够完整地落实已经颁发的教育法律法规当前的问题就解决了至少七八成包括义务教育均衡、教师待遇、大学的去行政化、民办教育的平等权利等等早在法律法规中都有白纸黑字的规定。而这加重了民众的教育焦虑法律规定的都不执行尚不是法律文本的《教育规划纲要》会不会成为一纸空文呢中国教育的明天又会在哪里呢明天在哪里就在永不放弃希望的争取中。 先要把大学变为“大学《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中国商报》2010年8月13日记者郑立华原题为《给中国教育开100份诊断报告》在我国面向2020年的《教育规划纲要》启动实施之际由著名教育评论家熊丙奇教授撰写的《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该书是继《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之后熊丙奇教授第四本关注中国教育的著作。作者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即将开启新一轮教育改革的2008年、2009年以及2010年“最新”的中国教育事件进行了全面的民间解读并结合教育改革未来10年的发展前景诊断当今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教育像个患了自闭症的孩子中国商报从《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到本书已经是您的第四部作品了。您觉得您的呼吁有没有或多或少地改变现状熊丙奇这是一个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从2004年出版《大学有问题》到现在已经过去6年多时间很多我所写到的大学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或者稍微缓解反而更加严重。在《体制迷墙》一书中我就和陈丹青先生谈到过这种现象——教育问题与教育问题的解决是不相交、平行运行的教育问题在健康地生长着。对于这种现象有不少人感到沮丧同时对于我不断坚持写教育评论批评教育问题也感到“不解”难道你还对中国教育充满期待这种状态本就很矛盾——难道沮丧者自己不对中国教育问题的解决也充满期待吗没有希望又何来失望和沮丧呢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教育已经病入骨髓这需要耐心地诊断、开药方、医治。我始终把撰写教育文章视为一个启蒙过程而且我把启蒙的对象比着患了“自闭症”的孩子这就需要你反复地为一个发音、一个动作付出百倍的努力。中国商报杨东平先生在序言中肯定您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您自己是怎么理解这个评价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为何可贵熊丙奇我所坚持的正是杨东平先生所说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所谓民间视角我更愿意理解为独立的视角即不受政府官员也不受所在工作单位的干涉发表自己对于教育的见解。而在发表这些见解时我始终坚持教育立场即教育的本质是什么。这两方面对于我国的教育研究和教育发展来说都十分欠缺。今天有不少教育研究者做的是御用文章就是想方设法论证领导提出的观点是正确的而没有自己的观点而在教育本质问题方面由于长期以来的教育行政化、功利化很多教育理念已经变得面目模糊。我并不认为自己有多高明因为基本上所有的文章谈的都是基本的教育常识。如果说这很“可贵”那是因为常识的严重缺失。以高校自主招生来说我一直批评目前的自主招生是“伪自主招生”并先后提出了“自主招生不等于自主考试”、“要举行自主招生联考”、“要赋予学生选择权”一个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概念——这些在我国教育中的“新观念”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就是常态。而就是这些观点我还受到高校负责招生的人员的“反击”诸如不自主考试还是自主招生吗联考不是自主招生的倒退吗一名学生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现实吗这些反对是很正常的这也说明普及常识的重要。在我坚持不断、喋喋不休的“言说”中我留神到有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已经在援用我的话说“自主招生不是自主考试”我国教改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到要推行高水平大学的联考。我还在多篇文章中提到取消国家承认学历这也被认为是“异想天开”但我相信在未几的未来这会被提上教育改革的议事日程。因为这是发展教育的基本常识。常识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过去十年并没有真正的教育改革中国商报尽管我们在不断地改革教育可是中国的教育日趋行政化、商业化、利益化您怎样评价近年来的教育改革熊丙奇严格说来过去十年我国没有进行真正的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本质是对教育利益的全面调整我们看到过教育利益的调整吗可以说过去所谓的教育改革都是在不动摇甚至增加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不涉及教育既得利益者的权益的框架下进行的所以每一次“改革”之后教育的行政化、商业化加剧。比如本科教育评估这本质上就是加大行政权力对大学办学的干涉再比如大学教授分级这本质上也是更强调行政对大学教授的管理。我国教育改革的难点简单地说就是让政府放权实现举办权、办学权、教育权和受教育权的均衡。这也是建立全新的教育管理体制和现代学校制度的内核。所以评价改革成败的标尺很简单就是政府部门的权力经过改革之后是增加还是减少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利是被进一步侵占还是得到维护、增强检验教育改革是不是“动真格”的指标也很简单就是政府部门是否愿意放权。眼下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就让公众存在是假改还是真改的疑虑这是因为改革的主导力量是教育行政部门那么教育行政部门愿意主动放弃自身的权力吗而如果他们不放弃谁又来要求他们必须放弃呢中国商报在《如何把大学办到县里》一章中您以西南联大为例认为“小城镇上的办学更有利于大学远离社会的浮躁”。但是大城市不是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吗小城镇能提供大学生所需的社会实际以及各种条件吗熊丙奇我国大学办学对大城市的依存度很高最近有新闻称此前建在一些地级市的本科和高职院校准备搬迁到中心城市具体原因有三一是在地级市获得的办学资源太少到大城市有更大的发展”《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中国商报》2010年8月13日记者郑立华原题为《给中国教育开100份诊断报告》在我国面向2020年的《教育规划纲要》启动实行之际由著名教育评论家熊丙奇教授撰写的《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该书是继《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之后熊丙奇教授第四本关注中国教育的著作。作者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即将开启新一轮教育改革的2008年、2009年以及2010年“最新”的中国教育事件进行了全面的民间解读并结合教育改革将来10年的发展前景诊断当今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教育像个患了自闭症的孩子中国商报从《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到本书已经是您的第四部作品了。您觉得您的呼吁有没有或多或少地改变现状熊丙奇这是一个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从2004年出版《大学有问题》到当初已经过去6年多时间很多我所写到的大学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或者稍微缓解反而更加严重。在《体制迷墙》一书中我就和陈丹青先生谈到过这种现象——教育问题与教育问题的解决是不相交、平行运行的教育问题在健康地生长着。对于这种现象有不少人感到沮丧同时对于我不断坚持写教育评论批评教育问题也感到“不解”难道你还对中国教育充满期待这种状态本就很矛盾——难道沮丧者自己不对中国教育问题的解决也充满期待吗没有希望又何来失望和沮丧呢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教育已经病入骨髓这需要耐心地诊断、开药方、医治。我一直把撰写教育文章视为一个启蒙过程而且我把启蒙的对象比着患了“自闭症”的孩子这就需要你反复地为一个发音、一个动作付出百倍的努力。中国商报杨东平先生在序言中肯定您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您自己是怎么理解这个评价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为何可贵熊丙奇我所坚持的正是杨东平先生所说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所谓民间视角我更愿意理解为独立的视角即不受政府官员也不受所在工作单位的干涉发表本人对于教育的见解。而在发表这些见解时我始终坚持教育立场即教育的本质是什么。这两方面对于我国的教育研究和教育发展来说都十分欠缺。今天有不少教育研究者做的是御用文章就是想方设法论证领导提出的观点是正确的而没有自己的观点而在教育本质问题方面由于长期以来的教育行政化、功利化很多教育理念已经变得面目模糊。我并不认为自己有多高明因为基本上所有的文章谈的都是基本的教育常识。如果说这很“可贵”那是因为常识的严重缺失。以高校自主招生来说我一直批评目前的自主招生是“伪自主招生”并先后提出了“自主招生不等于自主考试”、“要举行自主招生联考”、“要赋予学生选择权”一个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概念——这些在我国教育中的“新观念”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就是常态。而就是这些观点我还受到高校负责招生的人员的“反击”诸如不自主考试还是自主招生吗联考不是自主招生的倒退吗一名学生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现实吗这些反对是很正常的这也说明普及常识的重要。在我坚持不断、喋喋不休的“言说”中我注意到有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已经在引用我的话说“自主招生不是自主考试”我国教改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到要推行高水平大学的联考。我还在多篇文章中提到取消国家承认学历这也被认为是“异想天开”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会被提上教育改革的议事日程。因为这是发展教育的基本常识。常识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过去十年并没有真正的教育改革中国商报尽管我们在不断地改革教育可是中国的教育日趋行政化、商业化、利益化您怎样评价近年来的教育改革熊丙奇严格说来过去十年我国没有进行真正的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本质是对教育利益的全面调整我们看到过教育利益的调整吗可以说过去所谓的教育改革都是在不动摇甚至增加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不涉及教育既得利益者的权益的框架下进行的所以每一次“改革”之后教育的行政化、商业化加剧。比如本科教育评估这本质上就是加大行政权力对大学办学的干涉再比如大学教授分级这本质上也是更强调行政对大学教授的管理。我国教育改革的难点简单地说就是让政府放权实现举办权、办学权、教育权和受教育权的平衡。这也是建立全新的教育管理体制和现代学校制度的内核。所以评估改革成败的标尺很简单就是政府部门的权力经过改革之后是增加还是减少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利是被进一步侵占还是得到维护、增强检验教育改革是不是“动真格”的指标也很简单就是政府部门是否愿意放权。眼下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就让公众存在是假改还是真改的疑虑这是因为改革的主导力量是教育行政部门那么教育行政部门愿意主动放弃自身的权力吗而如果他们不放弃谁又来要求他们必须放弃呢中国商报在《如何把大学办到县里》一章中您以西南联大为例认为“小城镇上的办学更有利于大学远离社会的浮躁”。但是大城市不是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吗小城镇能提供大学生所需的社会实践以及各种条件吗熊丙奇我国大学办学对大城市的依存度很高最近有消息称此前建在一些地级市的本科和高职院校准备搬迁到中心城市具体原因有三一是在地级市获得的办学资源太少到大城市有更大的发展中国商报近年来国内很多高校都在追求“一流大学”的称号并探索建立古代大学制度。那么理想中的现代大学制度是什么样我们距离一流大学还有多远熊丙奇理想中的现代大学制度其基本特征是空间二是学生不愿意报考在地级市的大学觉得不能见识大城市的风采今后的求职空间也很狭窄——我国学生的求职路径是往下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好走往上中小城市到大城市走很难三是招聘不到好教师原有的教师也不断地跳槽到大城市的学校去。出现这种情况与我国大学的办学资源来源单一办学定位以及各地存在的严重不均衡有关。如果办学资源更多来源于政府拨款那么学校的选址必然以大中城市为主而不愿意选择在偏远小城市而国外大学的办学经费是有很多渠道的除了政府拨款、学生学费还有占办学经费很大比例的校友捐赠和社会捐赠。我国高校应该转变依靠地方资源的办学模式。在办学定位上我国中小城市高校延续了基础教育的“背井离乡”模式即把人才“输送”出去而不是把人才作为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建立在地级市的高校应该首先为当地经济发展培养人才而不是以这些学生中有多少考研、有多少到大城市求职就业作为办学的业绩。而这才是地方办大学的重要意义所在。由于地方办大学没有在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模式上进行调整这也就造成了教师的“出奔”——既然培养的学生都是以去大城市工作为目标那么又怎能强求老师也坚守岗位呢更重要的是由于地方所办大学没有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构成人才培养、经济发展、反馈人才培养的良性轮回这就使得这些高校在完成最初的使命之后——当初不少地方有介入举办高等教育的积极性有一个意图是提高当地的升学率现在随着高等教育资源的充足地方所办高校在这方面的作用明显“退化”——在当地变为“鸡肋”当地没有得到发展学校招生获得的持续支持减少招生受到影响办学也就难以为继。假如从一开始办学起就立足为当地培养发展当地经济的人才高校会陷入这种尴尬境地吗而如果高校采取这种办学定位当地就能为大学生提供广阔的实践舞台。那种在当地找不到合适实践机会的想法只能表明学校的人才培养没有找到正确的定位。连教育者本身都需要彻底的教育中国商报我国教育存在以下三大传统观念——“改变命运”、“赢在起点”、“争做第一”以这三大观念为轴心组织和发展起来的教育体系让所有受教育者不是根据自己的个性和兴趣在教育中得到个性的发展、人格的完善而是在教育的竞技场上与同辈为命运、为生存、为成功进行“厮杀”。这种教育实则将所有受教育者“教育”为成功者和失败者撕裂了这一代年轻人本应该拥有的平等、同情与关爱——这一段相当深刻。可是这种传统观念可能发生改变吗熊丙奇我国当前的教育主要为“竞技教育”与“功利教育”。很多由此派生的教育观念可谓根深蒂固。然而不管愿不愿意改这些观念必须转变因为这是受形势“所逼”。拿“改变命运”来说,教育就已然难以改变人的命运了——就是考上大学现在也有很多大学毕业生每年超过150万难以找到工作。如果还以这样的观念来对待教育就必然会出现另一个文明社会不愿看到的现象读书无用。我国社会将会出现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高低龄辍学的景象。这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当然转变这种观念不只是教育的改革而更需要社会的改革要通过社会的改革剥离不应该由教育担负的功能我国教育由于担负了诸多不属于教育的功能由此出现教育的异化。这些社会改革包括户籍改革、社会福利保障改革等等如果没有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农村孩子还会以上大学来转变自己的农村户籍吗如果公民的社会福利保障基本一致还需要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低人一等的命运吗中国商报您说“连教育者本身都需要彻底的教育”都需要哪些方面的教育又由谁来教育他们熊丙奇这些教育主要是教育常识的回归。从《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看我国教育者本应该拥有教育自主权但由于教育行政化教育者的教育自主权十分有限而由于教育者没有自主权就表现出三方面问题首先是教育偏离教育规律按行政指令办教育追求教育政绩其次是教育失去尊严教育者连自主权都不具备也就难有独立的教育人格再次是教育者也不尊敬受教育者的权益普遍的情况是权益意识十分淡漠在教育中伤害学生权益的教育事件一再发生。以上的道理教育者并非不懂有的是无奈与无助有的则是主动依附教育体制。要“教育”教育者最根本在于改革教育制度因为现实制度才是对他们的最好“教育”。中国商报目前国内有越来越多的“学术明星”冉冉升起很多人支持可也经常被人诟病。您觉得这些学术明星对教育会起到什么作用熊丙奇总体说来对于学术有三方面评价一是“官方评价”也可称为政府评价就是由政府进行学术评价授予某种头衔或者给予某种奖励二是“媒体评价”就是由媒体采访学者报道、传播学者的学术成果、学术思想、学术贡献三是“学术共同体评价”即由学者组成的共同体按学术评价的标准评价学术成果、学术价值与学术贡献。在健康的学术管理环境中“学术共同体评价”是学术评价的主体、核心“官方评价”和“媒体评价”是学术共同体评价的延伸、辅助。在我国目前几乎没有学术共同体评价因为没有学术共同体。于是学术评价主要为“官方评价”和“媒体评价”。“官方评价”包括院士、长江学者评审国家科技奖励颁发等等这造成的结果是学术行政化加剧统计显示新当选的院士80%以上有行政头衔90%以上的国家科技特等奖获得者第一作者有行政头衔。“媒体评“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体现的是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合理的权责关系。以这样的现代大学制度审视我国大学你会发现目前其实没有一所真正意义的现代大学因此我常说我国大学的问题是没有大学的问题。现在不要提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先要把大学变为“大学”。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也提到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但在现代大学制度之前有“中国特色”这一界定这一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是怎样的呢《纲要》的表述是“依法办学、自主管理、社会参与、民主监督”。如果按此表述我国大学已经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了现实中很多大学不就是这样“办《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中国商报》2010年8月13日记者郑立华原题为《给中国教育开100份诊断报告》在我国面向2020年的《教育规划纲要》启动实施之际由著名教育评论家熊丙奇教授撰写的《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该书是继《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之后熊丙奇教授第四本关注中国教育的著作。作者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即将开启新一轮教育改革的2008年、2009年以及2010年“最新”的中国教育事件进行了全面的民间解读并结合教育改革未来10年的发展前景诊断当今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教育像个患了自闭症的孩子中国商报从《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到本书已经是您的第四部作品了。您觉得您的呼吁有没有或多或少地改变现状熊丙奇这是一个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从2004年出版《大学有问题》到现在已经过去6年多时间很多我所写到的大学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或者稍微缓解反而更加严重。在《体制迷墙》一书中我就和陈丹青先生谈到过这种现象——教育问题与教育问题的解决是不相交、平行运行的教育问题在健康地生长着。对于这种现象有不少人感到沮丧同时对于我不断坚持写教育评论批评教育问题也感到“不解”难道你还对中国教育充满期待这种状态本就很矛盾——难道沮丧者自己不对中国教育问题的解决也充满期待吗没有生机又何来失望和沮丧呢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教育已经病入骨髓这需要耐烦地诊断、开药方、医治。我一直把撰写教育文章视为一个启蒙过程而且我把启蒙的对象比着患了“自闭症”的孩子这就需要你反复地为一个发音、一个动作付出百倍的努力。中国商报杨东平先生在序言中肯定您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您自己是怎么理解这个评价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为何可贵熊丙奇我所坚持的正是杨东平先生所说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所谓民间视角我更愿意理解为独立的视角即不受政府官员也不受所在工作单位的干涉发表自己对于教育的见解。而在发表这些见解时我始终坚持教育立场即教育的本质是什么。这两方面对于我国的教育研究和教育发展来说都十分欠缺。今天有不少教育研究者做的是御用文章就是想方设法论证领导提出的观点是正确的而没有自己的观点而在教育本质问题方面由于长期以来的教育行政化、功利化很多教育理念已经变得面目隐约。我并不认为自己有多高明因为基本上所有的文章谈的都是基本的教育常识。假如说这很“可贵”那是因为常识的严重缺失。以高校自主招生来说我一直批评目前的自主招生是“伪自主招生”并先后提出了“自主招生不等于自主考试”、“要举行自主招生联考”、“要赋予学生选择权”一个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概念——这些在我国教育中的“新观念”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就是常态。而就是这些观点我还受到高校负责招生的人员的“反击”诸如不自主考试还是自主招生吗联考不是自主招生的倒退吗一名学生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现实吗这些反对是很正常的这也说明普及常识的重要。在我坚持不断、喋喋不休的“言说”中我注意到有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已经在引用我的话说“自主招生不是自主考试”我国教改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到要推行高水平大学的联考。我还在多篇文章中提到取消国家承认学历这也被认为是“异想天开”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会被提上教育改革的议事日程。因为这是发展教育的基本常识。常识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过去十年并没有真正的教育改革中国商报尽管我们在不断地改革教育可是中国的教育日趋行政化、商业化、利益化您怎样评价近年来的教育改革熊丙奇严格说来过去十年我国没有进行真正的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本质是对教育利益的全面调整我们看到过教育利益的调整吗可以说过去所谓的教育改革都是在不动摇甚至增加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不涉及教育既得利益者的权益的框架下进行的所以每一次“改革”之后教育的行政化、商业化加剧。比如本科教育评估这本质上就是加大行政权力对大学办学的干涉再比如大学教授分级这本质上也是更强调行政对大学教授的管理。我国教育改革的难点简单地说就是让政府放权实现举办权、办学权、教育权和受教育权的平衡。这也是建立全新的教育管理体制和现代学校制度的内核。所以评价改革成败的标尺很简略就是政府部门的权力经过改革之后是增加还是减少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利是被进一步侵占还是得到保护、增强检验教育改革是不是“动真格”的指标也很简单就是政府部门是否愿意放权。眼下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就让公众存在是假改还是真改的疑虑这是因为改革的主导力量是教育行政部门那么教育行政部门愿意主动放弃自身的权力吗而如果他们不放弃谁又来要求他们必须放弃呢中国商报在《如何把大学办到县里》一章中您以西南联大为例认为“小城镇上的办学更有利于大学远离社会的急躁”。但是大城市不是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吗小城镇能提供大学生所需的社会实践以及各种条件吗熊丙奇我国大学办学对大城市的依存度很高最近有消息称此前建在一些地级市的本科和高职院校准备搬迁到中心城市具体原因有三一是在地级市获得的办学资源太少到大城市有更大的发展”的么假如我国大学以此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将遥遥无期。价”则是通过大众媒介向公众推荐学者及其成果那些时常曝光的学者也就成了“学术明星”“学术明星”对于传播学术思想有一定作用然而由于媒体本身的立场、大众媒体传播的要求“学术明星”的学术成果有的并不被认同而由于追求收视率等因素“学术明星”的话语也往往有失严谨再加上媒体难以构建“学术共同体”这样学术争论机制“学术明星”的“学术不被争议人却被争议”也就在所难免学术也就在这样的争议中变为名利场。因此“学术明星”对教育的作用极为有限甚至可能产生反作用。对于我国教育与学术来说还是应该恢复重建学术本位的管理建立“学术共同体”。先要把大学变为“大学”中国商报近年来国内很多高校都在追求“一流大学”的称号并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那么理想中的现代大学制度是什么样我们距离一流大学还有多远熊丙奇理想中的现代大学制度其基本特征是“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体现的是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合理的权责关系。以这样的现代大学制度审视我国大学你会发现目前其实没有一所真正意义的现代大学因此我常说我国大学的问题是没有大学的问题。现在不要提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先要把大学变为“大学”。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也提到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但在现代大学制度之前有“中国特色”这一界定这一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是怎么的呢《纲要》的表述是“依法办学、自主管理、社会参与、民主监督”。如果按此表述我国大学已经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了现实中很多大学不就是这样“办”的么假如我国大学以此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将遥遥无期。中国商报您说2010年也应成为“依法治教年”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吗熊丙奇是的。如果把1993年版的《中国教育和发展规划纲要》、1999年1月1日实施的《高等教育法》、2006年9月1日实施的新订正的《义务教育法》还有前不久正式公布的《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拿来出对比阅读你会发现很多所谓的改革其实不是“改革”只不过是对法律法规的落实而已。比如《教育规划纲要》提到要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可是10年前的《高等教育法》早已明确规定学校拥有7项办学自主权而至今没有一所大学拥有一项自主权。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我看来我国教育能够完整地落实已经颁发的教育法律法规当前的问题就解决了至少七八成包括义务教育均衡、教师待遇、大学的去行政化、民办教育的平等权利等等早在法律法规中都有白纸黑字的规定。而这加重了民众的教育焦虑法律规定的都不执行尚不是法律文本的《教育规划纲要》会不会成为一纸空文呢中国教育的明天又会在哪里呢明天在哪里就在永不放弃希望的争取中。中国商报您说《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中国商报》2010年8月13日记者郑立华原题为《给中国教育开100份诊断报告》在我国面向2020年的《教育规划纲要》启动实施之际由著名教育评论家熊丙奇教授撰写的《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该书是继《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之后熊丙奇教授第四本关注中国教育的著作。作者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即将开启新一轮教育改革的2008年、2009年以及2010年“最新”的中国教育事件进行了全面的民间解读并结合教育改革未来10年的发展前景诊断当今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教育像个患了自闭症的孩子中国商报从《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到本书已经是您的第四部作品了。您觉得您的呼吁有没有或多或少地改变现状熊丙奇这是一个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从2004年出版《大学有问题》到现在已经过去6年多时间很多我所写到的大学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或者稍微缓解反而更加严重。在《体制迷墙》一书中我就和陈丹青先生谈到过这种现象——教育问题与教育问题的解决是不相交、平行运行的教育问题在健康地生长着。对于这种现象有不少人感到沮丧同时对于我不断坚持写教育评论批评教育问题也感到“不解”莫非你还对中国教育充满期待这种状态本就很矛盾——难道沮丧者自己不对中国教育问题的解决也充满期待吗没有希望又何来失望和沮丧呢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教育已经病入骨髓这需要耐心地诊断、开药方、医治。我一直把撰写教育文章视为一个启蒙过程而且我把启蒙的对象比着患了“自闭症”的孩子这就需要你反复地为一个发音、一个动作付出百倍的努力。中国商报杨东平先生在序言中肯定您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您自己是怎么理解这个评价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为何可贵熊丙奇我所坚持的正是杨东平先生所说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所谓民间视角我更愿意理解为独立的视角即不受政府官员也不受所在工作单位的干涉发表自己对于教育的看法。而在发表这些见解时我始终坚持教育立场即教育的本质是什么。这两方面对于我国的教育研究和教育发展来说都十分欠缺。今天有不少教育研究者做的是御用文章就是想方设法论证领导提出的观点是正确的而没有自己的观点而在教育本质问题方面由于长期以来的教育行政化、功利化很多教育理念已经变得面目模糊。我并不认为自己有多高明因为基本上所有的文章谈的都是基本的教育常识。如果说这很“可贵”那是因为常识的严重缺失。以高校自主招生来说我一直批评目前的自主招生是“伪自主招生”并先后提出了“自主招生不等于自主考试”、“要举行自主招生联考”、“要赋予学生选择权”一个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概念——这些在我国教育中的“新观念”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就是常态。而就是这些观点我还受到高校负责招生的人员的“回击”诸如不自主考试仍是自主招生吗联考不是自主招生的倒退吗一名学生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现实吗这些反对是很畸形的这也说明普及常识的重要。在我坚持不断、喋喋不休的“言说”中我注意到有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已经在引用我的话说“自主招生不是自主考试”我国教改规划纲要中也明白提到要推行高水平大学的联考。我还在多篇文章中提到取消国家承认学历这也被认为是“异想天开”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会被提上教育改革的议事日程。因为这是发展教育的基本常识。常识的力量是不可阻拦的。过去十年并没有真正的教育改革中国商报尽管我们在不断地改革教育可是中国的教育日趋行政化、商业化、利益化您怎样评价近年来的教育改革熊丙奇严格说来过去十年我国没有进行真正的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本质是对教育利益的全面调整我们看到过教育利益的调整吗可以说过去所谓的教育改革都是在不动摇甚至增加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不涉及教育既得利益者的权益的框架下进行的所以每一次“改革”之后教育的行政化、商业化加剧。比如本科教育评估这本质上就是加大行政权力对大学办学的干涉再比如大学教授分级这本质上也是更强调行政对大学教授的管理。我国教育改革的难点简单地说就是让政府放权实现举办权、办学权、教育权和受教育权的平衡。这也是建立全新的教育管理体制和现代学校制度的内核。所以评价改革成败的标尺很简单就是政府部门的权力经过改革之后是增加还是减少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利是被进一步侵占还是得到维护、加强检验教育改革是不是“动真格”的指标也很简单就是政府部门是否愿意放权。眼下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就让公众存在是假改还是真改的疑虑这是因为改革的主导力量是教育行政部门那么教育行政部门愿意主动放弃自身的权力吗而如果他们不放弃谁又来要求他们必须放弃呢中国商报在《如何把大学办到县里》一章中您以西南联大为例认为“小城镇上的办学更有利于大学阔别社会的浮躁”。但是大城市不是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吗小城镇能提供大学生所需的社会实践以及各种条件吗熊丙奇我国大学办学对大城市的依存度很高最近有消息称此前建在一些地级市的本科和高职院校准备搬迁到中心城市具体原因有三一是在地级市获得的办学资源太少到大城市有更大的发展2010年也应成为“依法治教年”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吗《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中国商报》2010年8月13日记者郑立华原题为《给中国教育开100份诊断报告》在我国面向2020年的《教育规划纲要》启动实施之际由著名教育评论家熊丙奇教学撰写的《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该书是继《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之后熊丙奇教授第四本关注中国教育的著作。作者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行将开启新一轮教育改革的2008年、2009年以及2010年“最新”的中国教育事件进行了全面的民间解读并结合教育改革未来10年的发展前景诊断当今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教育像个患了自闭症的孩子中国商报从《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到本书已经是您的第四部作品了。您觉得您的呐喊有没有或多或少地改变现状熊丙奇这是一个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从2004年出版《大学有问题》到现在已经过去6年多时间很多我所写到的大学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或者稍微缓解反而更加严重。在《体制迷墙》一书中我就和陈图画先生谈到过这种现象——教育问题与教育问题的解决是不相交、平行运行的教育问题在健康地生长着。对于这种现象有不少人感到沮丧同时对于我不断坚持写教育评论批评教育问题也感到“不解”难道你还对中国教育充满期待这种状态本就很矛盾——难道丧气者自己不对中国教育问题的解决也充满期待吗没有希望又何来失望和沮丧呢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教育已经病入骨髓这需要耐心地诊断、开药方、医治。我一直把撰写教育文章视为一个启蒙过程而且我把启蒙的对象比着患了“自闭症”的孩子这就需要你反复地为一个发音、一个动作付出百倍的努力。中国商报杨东平先生在序言中肯定您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您自己是怎么理解这个评价的“民间视角、教育态度”为何可贵熊丙奇我所坚持的正是杨东平先生所说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所谓民间视角我更愿意理解为独立的视角即不受政府官员也不受所在工作单位的干涉发表自己对于教育的见解。而在发表这些见解时我始终坚持教育立场即教育的本质是什么。这两方面对于我国的教育研究和教育发展来说都十分欠缺。今天有不少教育研究者做的是御用文章就是想方设法论证领导提出的观点是正确的而没有自己的观点而在教育本质问题方面由于长期以来的教育行政化、功利化很多教育理念已经变得面目模糊。我并不认为自己有多高明因为基本上所有的文章谈的都是基本的教育常识。如果说这很“可贵”那是因为常识的重大缺失。以高校自主招生来说我一直批评目前的自主招生是“伪自主招生”并先后提出了“自主招生不等于自主考试”、“要举行自主招生联考”、“要赋予学生选择权”一个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概念——这些在我国教育中的“新观念”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就是常态。而就是这些观点我还受到高校负责招生的人员的“反击”诸如不自主考试还是自主招生吗联考不是自主招生的倒退吗一名学生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现实吗这些反对是很正常的这也说明普及常识的重要。在我坚持不断、喋喋不休的“言说”中我注意到有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已经在引用我的话说“自主招生不是自主考试”我国教改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到要推行高水平大学的联考。我还在多篇文章中提到取消国家承认学历这也被认为是“异想天开”但我信任在不久的将来这会被提上教育改革的议事日程。因为这是发展教育的基本常识。常识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过去十年并没有真正的教育改革中国商报尽管我们在不断地改革教育可是中国的教育日趋行政化、商业化、利益化您怎样评价近年来的教育改革熊丙奇严格说来过去十年我国没有进行真正的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本质是对教育利益的全面调整我们看到过教育利益的调整吗可以说过去所谓的教育改革都是在不动摇甚至增加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不涉及教育既得利益者的权益的框架下进行的所以每一次“改革”之后教育的行政化、商业化加剧。比如本科教育评估这本质上就是加大行政权力对大学办学的干涉再比如大学教授分级这本质上也是更强调行政对大学教授的管理。我国教育改革的难点简单地说就是让政府放权实现举办权、办学权、教育权和受教育权的平衡。这也是建立全新的教育管理体制和现代学校制度的内核。所以评价改革成败的标尺很简单就是政府部门的权力经过改革之后是增加还是减少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利是被进一步侵占还是得到维护、增强检验教育改革是不是“动真格”的指标也很简单就是政府部门是否愿意放权。眼下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就让公众存在是假改还是真改的疑虑这是因为改革的主导力量是教育行政部门那么教育行政部门愿意主动放弃自身的权力吗而如果他们不放弃谁又来要求他们必须放弃呢中国商报在《如何把大学办到县里》一章中您以西南联大为例认为“小城镇上的办学更有利于大学远离社会的浮躁”。但是大城市不是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吗小城镇能提供大学生所需的社会实践以及各种条件吗熊丙奇我国大学办学对大城市的依存度很高最近有消息称此前建在一些地级市的本科和高职院校准备搬迁到中心城市具体原因有三一是在地级市获得的办学资源太少到大城市有更大的发展熊丙奇是的。如果把空间二是学生不愿意报考在地级市的大学认为不能见识大城市的风采今后的求职空间也很狭窄——我国学生的求职路径是往下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好走往上中小城市到大城市走很难三是招聘不到好教师原有的教师也不断地跳槽到大城市的学校去。出现这种情况与我国大学的办学资源来源单一办学定位以及各地存在的严重不均衡有关。如果办学资源更多来源于政府拨款那么学校的选址必然以大中城市为主而不愿意选择在偏僻小城市而国外大学的办学经费是有很多渠道的除了政府拨款、学生学费还有占办学经费很大比例的校友捐赠和社会捐赠。我国高校应该转变依附地方资源的办学模式。在办学定位上我国中小城市高校延续了基础教育的“背井离乡”模式即把人才“输送”出去而不是把人才作为当地经济、文明发展的重要力量。建立在地级市的高校应该首先为当地经济发展培养人才而不是以这些学生中有多少考研、有多少到大城市求职就业作为办学的业绩。而这才是地方办大学的重要意义所在。由于地方办大学没有在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模式上进行调整这也就造成了老师的“出走”——既然培养的学生都是以去大城市工作为目标那么又怎能强求老师也坚守岗位呢更重要的是因为地方所办大学没有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形成人才培养、经济发展、反馈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这就使得这些高校在完成最初的使命之后——当初不少地方有参与举办高等教育的积极性有一个意图是提高当地的升学率现在随着高等教育资源的充足地方所办高校在这方面的作用明显“退化”——在当地变为“鸡肋”当地没有得到发展学校招生获得的持续支持减少招生受到影响办学也就难以为继。假如从一开始办学起就立足为当地培养发展当地经济的人才高校会陷入这种尴尬境地吗而如果高校采取这种办学定位当地就能为大学生提供广阔的实践舞台。那种在当地找不到合适实践机会的设法只能表明学校的人才培养没有找到准确的定位。连教育者本身都需要彻底的教育中国商报我国教育存在以下三大传统观念——“改变命运”、“赢在起点”、“争做第一”以这三大观念为轴心组织和发展起来的教育系统让所有受教育者不是根据自己的个性和兴趣在教育中得到个性的发展、人格的完善而是在教育的竞技场上与同辈为命运、为生存、为成功进行“厮杀”。这种教育实则将所有受教育者“教育”为成功者和失败者撕裂了这一代年轻人本应该拥有的平等、同情与关爱——这一段相当深刻。可是这种传统观念可能发生改变吗熊丙奇我国当前的教育主要为“竞技教育”与“功利教育”。很多由此派生的教育观念可谓根深蒂固。然而无论愿不愿意改这些观念必须转变因为这是受形势“所逼”。拿“改变命运”来说,教育就已然难以改变人的命运了——就是考上大学现在也有很多大学毕业生每年超过150万难以找到工作。如果还以这样的观念来对待教育就必然会出现另一个文明社会不愿看到的现象读书无用。我国社会将会出现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高低龄辍学的景象。这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当然转变这种观念不只是教育的改革而更需要社会的改革要通过社会的改革剥离不应该由教育担负的功能我国教育由于担负了诸多不属于教育的功能由此出现教育的异化。这些社会改革包括户籍改革、社会福利保障改革等等如果没有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农村孩子还会以上大学来转变自己的农村户籍吗如果公民的社会福利保障基本一致还需要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低人一等的命运吗中国商报您说“连教育者本身都需要彻底的教育”都需要哪些方面的教育又由谁来教育他们熊丙奇这些教育主要是教育常识的回归。从《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看我国教育者本应该拥有教育自主权但由于教育行政化教育者的教育自主权十分有限而由于教育者没有自主权就表现出三方面问题首先是教育偏离教育规律按行政指令办教育追求教育政绩其次是教育失去尊严教育者连自主权都不具备也就难有独立的教育人格再次是教育者也不尊重受教育者的权益普遍的情况是权益意识十分淡漠在教育中伤害学生权益的教育事件一再发生。以上的道理教育者并非不懂有的是无奈与无助有的则是主动依附教育体制。要“教育”教育者最根本在于改革教育制度由于现实制度才是对他们的最好“教育”。中国商报目前国内有越来越多的“学术明星”冉冉升起很多人支持可也经常被人诟病。您觉得这些学术明星对教育会起到什么作用熊丙奇总体说来对于学术有三方面评价一是“官方评价”也可称为政府评价就是由政府进行学术评价授予某种头衔或者给予某种奖励二是“媒体评价”就是由媒体采访学者报道、传播学者的学术成果、学术思想、学术贡献三是“学术共同体评价”即由学者组成的共同体按学术评价的标准评价学术成果、学术价值与学术贡献。在健康的学术管理环境中“学术共同体评价”是学术评价的主体、核心“官方评价”和“媒体评价”是学术共同体评价的延伸、辅助。在我国目前几乎没有学术共同体评价因为没有学术共同体。于是学术评价主要为“官方评价”和“媒体评价”。“官方评价”包括院士、长江学者评审国家科技奖励颁发等等这造成的结果是学术行政化加剧统计显示新当选的院士80%以上有行政头衔90%以上的国家科技特等奖获得者第一作者有行政头衔。“媒体评1993年版的《中国教育和发展规划纲要》、1999年1月1日实施的《高等教育法》、2006年9月1日实施的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还有前不久正式公布的《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拿来出对比阅读你会发现很多所谓的改革其实不是“改革空间二是学生不愿意报考在地级市的大学觉得不能见识大城市的风采今后的求职空间也很狭窄——我国学生的求职路径是往下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好走往上中小城市到大城市走很难三是招聘不到好教师原有的教师也不断地跳槽到大城市的学校去。出现这种情况与我国大学的办学资源来源单一办学定位以及各地存在的严重不均衡有关。如果办学资源更多来源于政府拨款那么学校的选址必然以大中城市为主而不愿意选择在偏远小城市而国外大学的办学经费是有很多渠道的除了政府拨款、学生学费还有占办学经费很大比例的校友捐赠和社会捐赠。我国高校应该转变依靠地方资源的办学模式。在办学定位上我国中小城市高校延续了基础教育的“背井离乡”模式即把人才“输送”出去而不是把人才作为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建立在地级市的高校应该首先为当地经济发展培养人才而不是以这些学生中有多少考研、有多少到大城市求职就业作为办学的业绩。而这才是地方办大学的重要意义所在。由于地方办大学没有在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模式上进行调整这也就造成了教师的“出走”——既然培养的学生都是以去大城市工作为目标那么又怎能强求老师也坚守岗位呢更重要的是由于地方所办大学没有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形成人才培养、经济发展、反馈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这就使得这些高校在完成最初的使命之后——当初不少地方有参与举办高等教育的积极性有一个意图是提高当地的升学率现在随着高等教育资源的充足地方所办高校在这方面的作用明显“退化”——在当地变为“鸡肋”当地没有得到发展学校招生获得的持续支持减少招生受到影响办学也就难以为继。假如从一开始办学起就立足为当地培养发展当地经济的人才高校会陷入这种尴尬境地吗而如果高校采取这种办学定位当地就能为大学生提供广阔的实践舞台。那种在当地找不到合适实践机会的想法只能表明学校的人才培养没有找到准确的定位。连教育者本身都需要彻底的教育中国商报我国教育存在以下三大传统观念——“改变命运”、“赢在起点”、“争做第一”以这三大观念为轴心组织和发展起来的教育体系让所有受教育者不是根据自己的个性和兴趣在教育中得到个性的发展、人格的完善而是在教育的竞技场上与同辈为命运、为生存、为成功进行“厮杀”。这种教育实则将所有受教育者“教育”为成功者和失败者撕裂了这一代年轻人本应该拥有的平等、同情与关爱——这一段相当深刻。可是这种传统观念可能发生改变吗熊丙奇我国当前的教育主要为“竞技教育”与“功利教育”。很多由此派生的教育观念可谓根深蒂固。然而不管愿不愿意改这些观念必须转变因为这是受情势“所逼”。拿“改变命运”来说,教育就已然难以改变人的命运了——就是考上大学现在也有很多大学毕业生每年超过150万难以找到工作。如果还以这样的观念来对待教育就必然会出现另一个文明社会不愿看到的现象读书无用。我国社会将会出现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高低龄辍学的景象。这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当然转变这种观念不仅是教育的改革而更需要社会的改革要通过社会的改革剥离不应该由教育担负的功能我国教育由于担负了诸多不属于教育的功能由此出现教育的异化。这些社会改革包括户籍改革、社会福利保障改革等等如果没有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农村孩子还会以上大学来转变自己的农村户籍吗如果公民的社会福利保障基本一致还需要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低人一等的命运吗中国商报您说“连教育者本身都需要彻底的教育”都需要哪些方面的教育又由谁来教育他们熊丙奇这些教育主要是教育常识的回归。从《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看我国教育者本应该拥有教育自主权但由于教育行政化教育者的教育自主权十分有限而由于教育者没有自主权就表现出三方面问题首先是教育偏离教育规律按行政指令办教育追求教育政绩其次是教育失去尊严教育者连自主权都不具备也就难有独立的教育人格再次是教育者也不尊重受教育者的权益普遍的情况是权利意识十分淡漠在教育中伤害学生权益的教育事件一再产生。以上的道理教育者并非不懂有的是无奈与无助有的则是主动依附教育体制。要“教育”教育者最根本在于改革教育制度因为现实制度才是对他们的最好“教育”。中国商报目前国内有越来越多的“学术明星”冉冉升起很多人支持可也经常被人诟病。您觉得这些学术明星对教育会起到什么作用熊丙奇总体说来对于学术有三方面评价一是“官方评价”也可称为政府评价就是由政府进行学术评价授予某种头衔或者给予某种奖励二是“媒体评价”就是由媒体采访学者报道、传播学者的学术成果、学术思想、学术贡献三是“学术共同体评价”即由学者组成的共同体按学术评价的标准评价学术成果、学术价值与学术贡献。在健康的学术管理环境中“学术共同体评价”是学术评价的主体、核心“官方评价”和“媒体评价”是学术共同体评价的延伸、辅助。在我国目前几乎没有学术共同体评价因为没有学术共同体。于是学术评价主要为“官方评价”和“媒体评价”。“官方评价”包括院士、长江学者评审国家科技奖励颁发等等这造成的结果是学术行政化加剧统计显示新当选的院士80%以上有行政头衔90%以上的国家科技特等奖获得者第一作者有行政头衔。“媒体评”只不过是对法律法规的落实而已。比如《教育规划纲要》提到要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可是10年前的《高等教育法》早已明确规定学校拥有7项办学自主权而至今没有一所大学拥有一项自主权。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我看来我国教育能够完全地落实已经颁发的教育法律法规当前的问题就解决了至少七八成包括义务教育均衡、教师待遇、大学的去行政化、民办教育的平等权利等等早在法律法规中都有白纸黑字的规定。而这加重了民众的教育焦急法律规定的都不执行尚不是法律文本的《教育规划纲要》会不会成为一纸空文呢中国教育的明天又会在哪里呢明天在哪里就在永不放弃希望的争取中。来源:()-过去十年并没有真正的教育改革_bqxiong_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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