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击穿天花板，必先降制度费用

   制度费用的问题，或许不应该由我们来讲，经济学家有的是，我们充其量是一种民间思考。但我想，既然说了，不妨说下去，算是给经济学家提供点民众意见。  昨天在他的blog里提到，我们曾经谈到过的问题。  今天在地铁里读的《观察经济大时代》，如醍醐灌顶。  媒体现在讨论多的问题是中国制造遭遇天花板。有的朋友很不屑，认为媒体缺乏水平，这话不全对。总是有人讨论了，媒体才来讨论的。媒体本身并不会制造舆论，而只是放大舆论。而我们通常将这两点混淆了。  中国制造遭遇天花板的问题听起来很恐怖。面对这一问题，有两种极端观点。一是认为中国早就应该摆脱依靠制造崛起的路径了。这话不错，但问题是当初的中国，大概没有更好的道路可以选择；另一种观点是中国尽管拥有制造优势，但决定性因素是人力成本低，所以，当东南亚、印度制造跟上来之后，人家成本更低，而中国却还没有完成从制造性国家向创新性国家的转化，因此被印度超过简直就是分分钟搞定的事情。  两种观点不能说错误，而且确实也有道理。但又不是正确的选择。  周其仁提出三个看待经济的基本要素：生产要素成本、制度成本、要素质量。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只是依靠的廉价的人力成本，属于生产要素成本。  但问题是：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技术工人拿到的薪水比现在更是低的不可理喻，而且劳动力更加过剩，效率更低，因此人力成本应该是更低。而且那个年代还没有假冒伪劣产品，产品质量高的惊人（从实用的角度）。然而，那时为什么就没有出现“中国制造”呢？显然，是制度费用太高限制了“中国制造”的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后，在一定时间里出现了制度真空，制度费用几乎为零，这才形成改革开放的第一批成果，接下来还有第二批、第三批。  昨晚，郭强也在座。他提到，90年代在中关村混的时候，遍地都是黄金，到处都是机会。这也是柳传志曾经提到过的企业家的原罪问题：在那个时代，企业家是钻了法律和政策的空子的。生产要素成本低，加之生产要素质量高，制度费用超低，才共同孕育了中国制造。  肯定有人会说，那时没有法治的时期。这话不错。问题是：如果中国还有更好的选择，是否必须走那条道路？  在当时的情形下，这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  拜制度费用低之赐，有了中国制造，才有可能提出中国创造。中国不能丢弃中国制造，尽管有知识产权的WTO诉讼的风险，但只有这样，中国制造才能在风险之下愈来愈接近西方发达国家，在GDP上不断实现超越。周其仁谈到，发达国家到现在，就是人力成本高，要素质量高，制度费用低，按理说是一个正向曲线。  但是，与中国制造（以仿造技术与高质量产品为根本特征）放在同一个市场环境中竞争时，发达国家落于下风。所以，美国欧盟成天来找麻烦。问题是，如果中国现在放弃中国制造，显然并不意味着就能成为发达国家。   这个启示是我们必须坚持进入开放的市场，坚持开放的政策，而且越早越好。月到这样的时刻，越需要进行制度改革，为经济主体提供更多的空间，降低他们的制度费用。这就如同改革开放前的情形：我们也制造了很多东西，质量也都不错，但市场是关起来的，所以该落后还是落后，经济总体并不会增长。  为什么会想起来说这些，是因为越来越发现：当我们的经济越来越发展，忽然发现到处都是天花板。  别不信，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  比如，有关部门要介入全国歌厅的一事，要限制歌厅唱什么歌，唱所谓健康的歌。这样的事情，真的有助于知识产权问题？能够促进全国歌唱事业与唱片业的繁荣？  网吧开始出现的时候，都是小老板个人经营。当网吧成了气候，好几个部门都要插手管网吧，还要发放牌照。这事情离奇的离谱。现在倒好，网吧不赚钱，大家都关门歇业；  比如，上不上3G的问题。过去5年来，一直在争论这个问题。而现在业界又在热衷畅谈4G的问题。我想，wiMAX千般不好，也总比在等待一个未解之题要好。反正都是成本，为什么不去尝试一把？  比如，软件企业。除了外包有所增长，我看到一些企业已经多年踏步了。但是，他们似乎并不愁吃穿。但这些企业都有一个同样的部门：政府关系部。这个部门的功效，就在于降低制度费用，以这种那种的方式。  再比如，数字电视、IPTV的问题，现在看多么像3G。我常常想，有这几年时间，恐怕什么电视都做起来了，而且，这样的问题还没有结束，将来还有手机电视。  接下来，Wi-Fi也会有问题，家庭局域网也会有问题，大灵通也有问题。而且，统统要涉及牌照的问题。牌照是什么？  牌照即制度。  在特定时期，制度当然是经济的保障，但又不全是。比如，在一些问题上，制度费用太高，就成为产业发展的阻碍。我想，制度费用如此之高。尽管你可以把产业做的一片繁荣，但总有被卡住的一天。我相信，这不是决策层的本意。ICT行业是最具活力的行业，将来不仅要引领中国经济发展，说不定还要引领全球经济；中国要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现在是第四经济体，将来还要是第三、第二，甚至第一，再将来，还要进入共产主义。既然目标如此远大，为什么会有如此之高的制度成本呢？  周其仁教授谈到，“核心部门的改革，对于降低国民经济的制度费用，至关紧要。”但是，至于怎么改，他也想不出办法。  话又说回来，提出这一点问题也不容易。问题都有逐步深入的一天，就像一个人胖了，要想瘦下来，总得知道是什么原因而肥胖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