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邱兴华案之后

   2006年12月28日，就在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的前三天，随着一声枪响，轰动全国的“716特大杀人案”的制造者——邱兴华，在陕西被执行枪决。   在我的印象里，还没有哪个死刑犯，会被如此复杂的“法理与程序的争论”所纠缠。这个被媒体冠以“杀人狂魔”、一夜之间、连夺十条人命的邱兴华，在法庭上所表现出来的冷静态度，让大多数人很难判断：他究竟有没有精神障碍？所以，关于邱兴华该不该接受“精神病司法鉴定”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他被枪毙的那一天。   也许在普通人眼里，只有披头散发、胡言乱语、哭笑无常的人，才算“精神病人”，但在精神科医生眼里，幻觉、妄想才是精神病人的显著特征。从这个角度上，我们不能否认，邱兴华在杀人前后的行为，已经具有非常明显的偏激和狂妄。关键是，如果证明了“邱兴华有精神病”，那么这个案子的判决结果，是不是就一定会远离“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舆论期盼呢？也未必，至少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精神病人只有在不能控制或辨认自己行为的时候作案，才可以减免刑事责任。邱兴华的行为，能否完全与此规定对应？这还有待举证。但就是这个并不难做的司法鉴定，却被法庭在二审中给轻而易举地否决了，认为“没必要”。难道，司法程序就这么规定的吗？法庭有权力选择做或者不做？那么“程序正义”又从何体现呢？难怪像贺卫方等一批法学专家，直到现在，也不放弃对这一程序缺失的质疑！甚至精神病学的专家刘锡伟、刘协和等人，还大叫这是个“错案”！——因为法庭回避做精神病司法鉴定，是对科学的严重不信任！   我知道，邱兴华的妻子何冉凤，这两天已经准备向最高院提出申诉了，看来这个案子，不会仅仅因为邱兴华的伏法而结束，它依然具有十分巨大的样本意义！   当然，我还要向《南方周末》和《法制日报》表示敬意，就在大家把所有焦点，都放在邱兴华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他们却问了我们一句：您还记得那10位被他杀害的受害人以及其家属的名字么？……这是多么令人尴尬的一件事啊！他们也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啊！尽管有5名被害人的家属，分别向法院递交了民事诉状，要求邱兴华在经济上赔偿他们的损失，但邱兴华在法庭上一句“我愿意赔，但我没钱”的回答，真的令他们大失所望。   不能否认，我们至今也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救助体系，于是，这样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往往也就成了一纸“法律白条”。   我记得去年，中央政法委曾明确提出：各地可积极探索建立特困群体案件执行的救助基金，比如，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交通肇事赔偿等案件，当被执行人无履行能力时，要按一定程序给予申请执行人适当的救助，解决其生活困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据报道说，邱兴华的家人目前已经收到六七个人的捐款，大约有五六千块，何冉凤也用上了手机，可以随时和外界联系。但是，我们却几乎无法得到受害人家属的任何信息，舆论过多地关注了邱兴华和其家属，却让受害人的家属集体沉默，这样公平吗？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新西兰、英国、瑞典、法国、日本、韩国、美国一些州，都先后建立了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中国的台湾地区，也在2002年颁布了新修订的《犯罪被害人保护法》。按照法学专家冯卫国的说法，“既要保护犯罪人，也要保护被害人的权益，两者之间要实现一种平衡，”以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做法，都表明：对被害人和其家属进行救助是政府的义务！   邱兴华死了，但我们对法律、对救济制度的思考，却不能就此停止，甚至这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