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新发言”自今日开始网上继续。先看看网上聊天部分内容……

2007年7月30日（周一）12：00--13：00，上海东方卫视创意总监、新闻评论员骆新将做客东方网，与文广青年视频互动交流。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东方网嘉宾聊天室，欢迎各位的收看，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第十四届上海十大杰出青年上海东方卫视创意总监、新闻评论员骆新老师。你好，先给我们文广青年打个招呼  [嘉宾骆新]答：大家好。我也是青年，如果按45岁以后才不是青年人，我还有5、6年的时间才能退休。呵呵。  [主持人]：您是青年的领头羊。  [嘉宾臧熹]答：您好。今天很高兴和林子一起搭档一起采访骆新老师。刚才您提到您离青年最后的45岁还有5、6年的时间才退休，也就是说您现在是39、40岁，您在40年的人生历程中，最初是在中央戏剧学院学戏剧文学，后来还卖过3年烤鸭，然后才进入电视行业，做主持人。您最喜欢的工作是什么？  [嘉宾骆新]答：我挺喜欢卖鸭子的，因为可以免费吃鸭子，那时在旅游系统，每天都有人到单位参观，你得跟他说鸭子是怎么烤出来的。我说了好几千遍做烤鸭子，让我对饮食感了兴趣，我们要让老百姓喜欢吃，你只要好好的钻研，鸭子都可以做出一个名牌来，何况是我们这张嘴。  [主持人]：刚才有网友问骆老师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口才，原来是三年卖鸭子推销出来。记得骆老师最有名的节目是《骆新发言》，但是现在看不到了。为什么？  [嘉宾骆新]答：第一，可能是领导考虑到对我有新的安排，第二，也是跟现在我们夜新闻的节目短了，变成30分钟有关，在这个段落当中，再搞一个大规模的评论性（内容），可能性不大。以前的新闻，加上我的《骆新发言》，再加上后面评论（《今日新观察》）总共有50分，改成30分钟，除去广告只有25分钟，所以，只能更多地保留资讯的量，去掉评论。但是，我分析总归有一天评论还要再次出现，只不过是形式和方式上要有一些改变。  [嘉宾臧熹]答：骆新发言也奠定了你在东方卫视新闻评论员的地位，在您的博客上看到这样一句话，“独持偏见，一意孤行”，您觉得在新闻节目中，你觉得偏见是指什么？难道不应该有公正公平吗？  [嘉宾骆新]答：“独持偏见，一意孤行。”不是我说的，是画家徐悲鸿说的，他认为在艺术创作领域，一个人应该坚持自己的见解，这并不代表“不公平”和“不公正”，更多是在需要公正和公平的情况下，要敢于发出自己的意见。其实，有很多的意见在一起的时候，才很难真正显示出“公平和公正”，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个人更冷静的，在充满非理性的、躁动的舆论环境中发出声音！这个时候才有意义。我们现在，很多的言论环境、话语的体系还很不健康，在某些方面，对你有严格的限制，这个时候，你如果不坚持的话，就可能做不下去了，只要三天巨大的压力，就让自己退缩了，所以这一点上，我拿奖以后曾说：我感谢上海的开明和包容，让我这个节目可以存活将近两年。  [主持人]：您刚刚说这次得奖要感谢上海，这次获奖是“上海十大杰出青年”，这里也有文广青年问，传媒领域是否只有一个名额，这个“十大杰出青年”的构成是怎么样的？  [嘉宾骆新]答：这里面方方面面的人都有，有搞教育的、有做医疗的，还有虚像我这样搞传媒的，还有农机站做推广的，我觉得这个面比较宽泛。但是这个新闻（行业）里面，就我一个，我觉得受之有愧，因为比我强的人还有很多。但是这次明显的感觉到，“新上海人”的比例增加。这次看了看，包括我、还有“上好佳”的老总（菲律宾华裔），我们这些“新上海人”将近占了10个当中的4个到5个。这就是上海“海纳百川”的力量。  [嘉宾臧熹]答：你获得“上海十大杰出青年”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嘉宾骆新]答：更多的是领导的关心。如果说我自己的优势，可能就是锲而不舍。这点，有很多人做我这个岗位的话，可能都做不下去。我这个人有点“偏执狂”。我觉得这个世界，总归得有人发出一点异乎寻常的声音吧？更何况电视台给了我这个机会。其实在文广（集团）里面，比我有头脑、比我有想法、比我水平高的人多了去了。但是有两个（条件），可能跟我不一样，第一，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像我跟臧熹一样，有天天在电视上露面的机会，有很多的声音发不出。另外，由于岗位的限制，他不能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他可能“能够去说话”，但是不能说出“自己的话”，这个我要感谢文广给我这个机会——既可以让你天天出来说，又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嘉宾臧熹]答：这个是发出来了，但是你说你是一个偏执狂的性情，会不会在节目当中发出来。  [嘉宾骆新]答：别人已经对这个提出了批评，说我是个“愤青”，愤怒的青年，经常容易愤怒。我也在反思，有网友说，你“老是想当一个领导，当个判官（对事情动不动就表态度、下判断）”，这个我承认是有一点，其实，凡是掌握一定的权力的人（包括“话语权”），都有虐待他人的倾向！在权力的行为学里面，有这样的解释，只要你有一点权力，你就一定想做个“判官”，不光是我们做新闻的，大家都有这特点。当然这个需要我反思。   但是另外一点，我必须也要给自己做一点辩解：大家之所以认为、我很多时候言词过于强硬，其实，关键是大家还没有充分地、全面地看过我所有的“发言”，我这个发言，其实我大量的情况下，并没有那么强硬，只有少数一两期，可能处于比较激动的时候，才会这样。当然，“过分激动”肯定是不对了，我首先承认我自己的错误。   还有一点，我觉得在现实社会当中，似乎有很多东西的边界，越来越显得模糊不清，有多人认为，对这件事情（的结论），我们不要加以限制，不要轻易下结论，可以给一个开放的平台嘛！其实，很多人并不愿意这样（许多事情是可以立即表明观点的），可为什么大伙都愿意选择这种“模糊处理”呢？没有办法——在这个体制下，有“话语空间”的限制，我们只有发出两种声音：一个，是带有自我麻醉性的廉价的娱乐，这个事（只要）好玩就可以了；第二种，则是躲在网络阴暗角落里面，肆意谩骂。真正的理性批评的声音很少！我这种人，稍微有点自我看法，带一点批评性，别人就觉得你太过分了，你这个人越了界了，其实这个社会，我觉得恰恰是不需要打太极拳，总弄得特别的隐晦，什么“给你个开放的平台，你自己去想吧”，不应该是这样——你该发出声音的时候，你就应该（大胆地）发出。   我到香港去采访，香港、新加坡都是以华人为主的地方，人们在社会上针对很多违法的行为，比如贪腐的行径，都很不客气，他们叫做“零容忍”，一点都不能容忍！你该下判断的时候，就要敢于下自己的判断，你为什么一定要说，到这个时候“我的话也要含在嘴里、不说出来”，其实，你这就是明哲保身，要么，你就是根本没有自己的观点；要么，就怕自己承担任何责任。中国社会的法制化进程，都到了今天这一步了，我希望每一个媒体，都可以尽量敢于发表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一定全是对的，但是，媒体一定要有“独持偏见”的立场。在西方，很多媒体也是这样，CNN有CNN的声音，CBS有CBS的声音，日本也是这样的，传媒世界都是这样的。你不能为了让我们尽量不出错、就干脆让自己不发出声音，或者说发出“模棱两可”的声音，那个没有人要听。   我觉得“个性”就是很多事物的生命力。一个产品——我把媒体也看成一个产品，这个产品能不能向前发展，一般，是取决于两点：第一，就是你有没有“差异化生存”，“差异化”的这种理念，你有没有？（也就是：不可复制、最大限度地坚持原创）。第二个，特别是媒体，最重要的看你有没有“社会责任”。张维迎先生前两天说一个讲话，我特别赞同！他说，现在房地产商有没有社会责任，让卖啤酒的有没有社会责任，咱们不敢说，也没有权利去要求。但是，至少这个国家，有三种行业，必须得具有社会责任，第一是医疗、第二是学校，第三是传媒。这三个东西，你不能把它完全商业化的，你必须要有社会责任的，换句话说，要有社会理想，你如果没有理想，成天大伙都去做广告了，把这些东西全部商业化运作了，就一定会出现、目前社会上存在的很多情况和问题。包括前一段时间说的“纸馅儿包子”，不也是这样嘛？  [嘉宾臧熹]答：可以说你主持很有个性，而且这种个性十分鲜明的，得到很多人的认可，但是前两天看到王蒙的书，有时候个性特别鲜明未必就是好事，可能别人会觉得你是求新、求特、求奇。你觉得你自己的个性是这种吗？  [嘉宾骆新]答：我从来都不是“自恋”的人，我也不反感别人给我提意见。我自小受我父亲的管教比较多，他经常向我强调“三人行必有吾师”的道理，所以，我能接受别人的意见。而且，我的很多朋友、很多网友给我提出的各种批评，包括你在网上看到的，我都是能够虚心接受的！臧熹你看我的节目多，可能你注意到，在早期“骆新读报”的时候，我是有点个性张扬的，现在，随着年龄增长，我也逐渐、逐渐地也学会“隐藏自己”了，我也会懂得用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把意见传递给你，而不是动不动就“拍桌子瞪眼”的，我觉得往往这种人，才都是外强中干、心里特别虚弱的人，所以才要靠不断吓唬别人、来树立权威感，我们不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所以，我觉得评论员、记者首先不能太自恋，还有一点，你能不能真正生存在这个劳苦大众之中，理解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那些人？不能把自己看成是来“体验生活”的，而要认清自己，我就是一个平民老百姓！这样，你自恋的感觉才会越来越少。而且我自己相信，在这一点上，我做的比一般人都好。我一直有一个基本的观念：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你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天天开着小汽车、喝着卡布其诺咖啡去采访的人，你最好把天天坐公交车上班，看成是一种常态，天天挤地铁、天天骑自行车也是常态。你只有真正地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也就是俗话说的“接地气”，真正接触社会。你才能有真正的见识和观点，也才能真正做到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说话！否则，你就会被异化为富豪阶层和权贵阶层的代言人，这样的新闻和评论，还能做到真正的公平和公正吗？  [嘉宾臧熹]答：要真正地在生活当中，你觉得你做到这一点了吗？  [嘉宾骆新]答：我不瞒大家说，我上班80%都是坐地铁。我在地铁里还抓过小偷。你如果也经常坐地铁，时间长了，你可以看到我的。我这可不是“作秀”，我也从来没想过，地铁里面的人、谁能够一下子认出我来，来找我签名什么的。我真是认认真真的。我觉得，第一坐地铁比开车方便，不堵车，第二也更省钱，还有一点，你保持了一种平和的心态，你天天和大众生活在一起，可以知道他们的苦辣酸甜，喜怒哀乐，能了解坐地铁的这一批人群，成天在看什么、聊什么、想什么。这样，你做新闻的时候，就不会再有那种所谓的“优越感”了。因为我自己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啊，不管给我什么“十大杰出青年”的称号，我也是这样生活。你拿针扎我一下，我也会感到疼，你今天给我一点腹泻的药吃，我也会跑厕所拉肚子，我就是个普通人。如果用北京的俗话讲：别装孙子！你如果总“装孙子”，和社会就会拉开很远的距离。就像王蒙先生说的，会变的越来越想出新、越来越想出奇，越来越标榜另类，进入那个高度自恋的状态，我觉得这不是新闻的理想，做艺术家大概需要这样，而做新闻的，不能这样。  [主持人]：刚才说了这么多，大家感觉到骆老师是特别实在的一个人。您刚刚说了很多业务上的事情，很多人说，新闻评论是新闻工作者的最高理想，身上是集于个人才华与社会责任与一身的，在这一点上您觉得自己做的怎么样，或者还有什么遗憾没有做到？  [嘉宾骆新]答：我觉得自己做得还很差。以我的个人理解来说，如果真能够做到这个地步，至少得超过50岁以上吧，因为你得有足够的阅历，要有包容性，具备对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当一个好的新闻评论员，必须具有非常丰厚的人生积累和学识积累，而我还不具备。但有一点，我觉得自己还好：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努力。我这几年，一直在进行大量的阅读、大量的接触，对某些问题我还做大量的专题研究。当然，如果真把“新闻评论”的水平用100分来衡量的话，我目前还是处于“不及格”的状态。  [嘉宾臧熹]答：觉得主持人和新闻评论员有什么不同吗？  [嘉宾骆新]答：我们只谈新闻主持人吧。主持人向观众表达的，是由一个负责任的、庞大的新闻团队所带来的信息与资讯，所以作为播音员来说，语言的准确、清楚是第一位的。但是作为评论员，你可能更需要一点深度和关联性、需要一点个性的呈现，这叫“与众不同”。所以，主持人需要保持的最低标准，是不出错，但对于一个新闻评论员来说，更高的要求，是能出彩。  [嘉宾臧熹]答：那么评论员是代表自己的观点在说还是代表一个媒体阶层？  [嘉宾骆新]答：这个问题我经常可以被问到。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说自己就能代表一个媒体，或者完全代表一个阶层！如果这样说的话，则是一种变向的自恋倾向，你凭什么这样说呢？所以很多情况下，作为传媒人，我不能完全代表我自己，我要尽可能把自己放到一个观察者的位置上，当我最大限度看到社会各方面的不同需求之后，我希望能够总结出（或者说是提炼出）他们的共性，或者说，这个社会作为一个公民社会，它在哪些方面更需要去完善？需要普及一些什么理念？在这个社会的发展过程当中，它有哪些方面可能缺失了？我来给你做解释、做补充。我可能更强调的是个性化的表达。  [主持人]：您最早的时候说学过戏剧，也卖过鸭子。我们说很多新闻人是从小就有新闻理想的，你是半路出家，你从事新闻行业多长时间了？  [嘉宾骆新]答：做电视做了十几年，但真的说起来做新闻，还要感谢东方卫视，我是从2003年、东方卫视开播的时候、真正开始做新闻的。但要说小时候，其实就已经具有某种新闻理想了，当年《北京青年报》搞了一个“北京市中学生通讯社”，我是它的第三任社长，其实，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立志要成为一个新闻记者。但是阴差阳错的，我高考进了中央戏剧学院。也许那个时候，更好赶上戏剧和电影开始红火的时候，很多著名的先锋人物也都开始出来了，八十年代中期，那个时候，正好是中国文艺思潮开始活跃的时候，所以，我去戏剧学院也是想有一种另外的体验。但是做新闻是我很小有的想法。  [主持人]：您没有延续自己的戏剧人生。  [嘉宾骆新]答：戏剧人生？第一，我觉得自己的水平太差，我写的剧本我自己都经常看不下去；第二，我老是觉得自己有一种社会责任感，这种社会责任感大概属于放弃了感性的“理性显现”。艺术这个东西很难说，我个人觉得艺术家大多都是自恋狂，高度自恋，当然，艺术家也有社会责任感的，但是，这个时候可能会影响你创作的美感、个性化（就像杂文和小说很难互换），你的创作由于太强的责任感，会经常找不到方向。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人可能社会责任感太强了，做不了出色的艺术家，我还想还是直接通过对政治的评价、或者对政治的参与，这可能比我做艺术对社会的影响更强。但我也希望，假如有一天，我不能在进行时政评论了，失去发言的机会了，我同样还能作为一个艺术家。不过，很可能是一个怀才不遇的艺术家。  [嘉宾臧熹]答：做了这么多年新闻，你也主持很多的节目，采访的人也是各种各样的，包括大众，包括农民工，包括省部级的高官，在采访这些人的时候，您作为主持人对他们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嘉宾骆新]答：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吧？我觉得，你作为一个采访人，首先是要让被采访人舒服了，不管是面对农民工还是高官，不能说让主持人自己怎么舒服，你得让对方（被采访人）舒服，能够自在地说话。很多主持人做采访，首先自己总摆出一副架子：同志，你来告诉我一个问题！我觉得太假了，你得让对方松弛。所以这方面，我有点儿体会，第一，比方说面对农民、工人，他们平素接受采访的机会不多，这个时候，我首先要把自己的身份、放到跟他们同样的一个感情地位上去，因为平时做新闻，或多或少都有点“自我感觉良好”，但是，面对他们的时候，我首先就会说：我自己也是一个工人，我第一次接受采访也紧张，都说不出完整的一句话来……所以，我希望咱们俩，能够像哥俩一样，今天敞开了、好好聊一聊。采访高官，你不能让自己降格为“孙子”，我们是来向你咨询和质疑的，这个时候必须要有自信，我是代表大多数人来采访你的，这时候没有大官，你也就是一个普通人，我之所以采访你，因为这正好是你的工作范围、职责之内，一个求证的过程，所以，我没觉得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当然，采访某个很不熟的领域的时候，我得去补课。比方，我们这次做“香港回归十周年”节目，我在此之前，对香港堪称一窃不通，我就拼命的补课，把十个人的采访全结束后，我就成了半个“香港专家”了。还有，我挺感谢《走近他们》这个节目，我来上海差不多四年，我有机会了解整个上海的基本情况，跟这个栏目是很有关系的。因为拍摄这个栏目，让我对上海这个城市的构架、方方面面我都有机会去接触，比一般的条线记者，我采访的接触面更广，也让我对一个城市的基本脉络有所了解，并且我也知道了，在这个城市中，多数人的基本生活状态是个什么样的。虽然，这个节目不见得有很多人知道，但这个节目对我来说，很有收获。  [主持人]：刚才说说主持人角色的转换，我们也谈谈SMG的主持人吧，这里也有人说到，SMG的主持人和CCTV的主持人相比有差距，您觉得是这样吗？我们SMG的主持人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需要加以培养的？  [嘉宾骆新]答：我觉得SMG的主持人不差。我走访过很多的省市的地方电视台，上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我不认为SMG主持人整体上比中央电视台的差，中央电视台更准确地说，人们尊重的可能不是主持人本身，而是它背后所代表的媒体和品牌力量，它有更大的话语权，可以站在更加宏观和战略的角度，对问题进行分析和点评。但是，也要承认SMG主持人自己还有的问题，我把自己摆在一个“北京人”的位置上看，我到上海以后，纵观SMG主持人整体的水平，我自己觉得“出跳”的不多、有个性的不多，千人一面，比较严重。我自己觉得，还有一点，当然可能在这个地方、当着这么多人讲，对大家有点不太恭敬：刻苦的人太少。我很少看到，有真正特别刻苦的主持人（大家感觉太良好）。这一点，可能和在中央电视台那种具有巨大压力的环境中生存，的确有点儿不一样。这可能跟上海相对比较稳定的生活、工作环境有关。我还是主张，年轻的主持人还要为未来做一点准备，现在吃一点苦没有坏处。  [主持人]：您觉得刻苦的主持人要做哪些准备？  [嘉宾骆新]答：我拿自己来举例子吧：我不聪明，但我比一般人刻苦。做节目的时候，我每天要写上两三千字的评论，每天都要写。早班的时候，我有一个编辑，他也是真正我要特别感谢的人，因为在我早期做读报和评论的时候，这个同事给我很多的帮助。但后来，我再做到后两年，就没有太多人帮了，团队规模很小，很多工作都要靠我自己来完成。但我能够一直这样坚持!所以，我可以这样说，每天到下午五点以后，我一切的社会交往全部停止，连饭基本都吃不上了，所有准备工作都得由自己做。我得拼命地看东西，写东西……这一点，凤凰卫视的曹景行先生让我特别有感触，他这么大年龄了，每天都要坚持8个小时的阅读时间，我跟他一起出差，他天天看报纸，他说我一天脱离了新闻都不行，就没法生存了。一定要保持每天有8个小时的阅读时间，才可以有资格对一些事件进行评论。所以，我的节目（《骆新发言》）尽管只有5分钟，但这5分钟要保证：第一是真话、第二是实话，第三是具有高度见解力的话。假如没有充分的准备，怎么可能做到？当主持人时间长了，大家都太习惯说“流利的废话”，我觉得好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  [嘉宾臧熹]答：这是不断学习的过程。  [主持人]：怪不得，我看您还主讲东方讲坛，原来是有深厚底蕴在的。  [嘉宾骆新]答：东方讲坛更多的是给团委的青少年去讲，我作为长期做时政评论的新闻人，他们也希望我能以新闻的视角，来评论一下社会上各种现象，包括让大家不满意或者不习惯的事件中，有什么样的社会根源？但这是我一家之言，不一定对，给大家一个启发思路的参考吧，但至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义务工作，我很愿意做。强调一点：首先是义务，肯定是不能收费的，第二我也请大家多多包涵，如果有讲错的地方，也请大家尽量包容。毕竟是一家之言。  [嘉宾臧熹]答：您说的去年也引起了争论，包括对师洋的采访，您觉得作为一个选秀节目评委，被评为毒舌评委，您有什么感受吗？  [嘉宾骆新]答：被人称作“毒舌”，肯定是有许多话讲的不合适吧？包括今天你们来采访我，我就觉得，提问或者评价如果言词显得太狠了，会让别人下不了台，这不好。我自己也在反思。但是，这个所谓的“毒舌评委”，恐怕也是电视选秀节目的一个需要，特别是像《创智赢家》这样一个智力含量很多的创业人才选拔，接受一点这样的语言挑战，恐怕也是大家未来职业的需要，我就是要说一点别人平时不太敢说，有点“出界”的话，但我总体而言，还是对他们比较尊重的。只不过，在这个社会中人们或许太习惯说谎话了，偶尔听到真话，都觉得比较刺耳。但总有一天，大家要对说真话有接受力，要有一种承受力，从领导到下属都要有承受力，你不能因为话刺耳，就故意不去听，或者视而不见。   前两天，人大新闻研究所的喻国明所长，来这里给我们做演讲，他举了鲁迅杂文的例子，一个孩子出生了，有人说，这个孩子未来要发财，另外一个人，说这个孩子将来要当官，大家都在恭维。突然有一个人说，这个孩子将来是要死的，大家便把这个人合力臭揍了一顿，他说得是不是大实话？是!但是,这个话讲的“不合时宜”，让大家难以接受。所以，我也在琢磨，什么话可以说的既合时宜，又是真话，可以让大家接受？但是我也知道，你再怎么设计，也不是所有的真话大家都可以愉快接受，我觉得这个社会，还是必须培养出能够有胆量讲实话、并接受实话的人。  [嘉宾臧熹]答：您总在考虑在什么时间考虑说实话，让大家接受，那么自己的个性会不会丧失呢？  [嘉宾骆新]答：我也在考虑这一点。如果我说真话，别人会觉得你是“毒舌”，太偏激，太愤青。如果我稍微隐藏一点，别人又会说你太中庸，太圆滑，没有个性，虚伪。如果两者有选择，我更多会选择前者。我尽可能争取，让自己有胆量说真话，虽然这些话不太讨人喜欢。  [主持人]：会不会有时候激进一些，有时候妥协一些，稍微做一些平衡，这样大家可以接受一些。  [嘉宾骆新]答：必须有，适当的时候要这样做。纪晓岚写的《阅微草堂笔记》，我记得他有一个小的段子，他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富户人家，歹徒深夜闯进家来打劫了，（劫匪）进去以后，主人有一个妾，藏在桌子底下，没有坏人被发现，这个妾就偷偷跟她的女仆说，你赶快去搬救兵，但是，如果要等着官府天明来抓到坏人，你们就必须讲究策略！歹徒离开的时候，一定会要把主人夫妇驮在马背上带走做人质，防止你们追赶，你叫的这些个家丁，要跟在他们后面，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对方发现你们跟着，势必要折回来追杀你们，你们就赶快跑，他们这帮歹徒急于回老巢，不可能穷追你们，然后，你们再跟着，但歹徒又都害怕你们这样跟着他们，最终发现他们的老巢位置，所以，他会再掉头追杀你们，于是你再逃跑，他们只要不追了，你就继续跟着他们走，这样拖来拖去，就拖到天亮了，等到官兵一到，歹徒就这么着被官府给逮住了。解救回来以后，这个老爷就跟妾说：你为什么会这么聪明呢？这个妾说：“不瞒您说，我爸就曾经是土匪头子，他那会儿就跟我说过：土匪大家劫舍，最怕有人用这招儿来对付他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即便是实施正义，也要衡量敌我双方的力量，有的时候，适当的“方法”还是需要的，这不是狡猾，而是生存要求你必要采取的手段。  [嘉宾臧熹]答：也是一种方法，以更好的更合时宜，更好的状态表现自己的方法。  [主持人]：实际上是回归到把持的艺术，非常重要。我们刚刚在谈的都是骆老师作为评论员所做的工作，另外他还有另外一个头衔他们也看到了，就是东方卫视的创意总监，他是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要做哪些职能？  [嘉宾骆新]答：创意总监，我这两年的工作，已经不是特别符合这个职位的需要了，我更多是在做记者和评论员。在此之前，东方卫视开创的头两年，有关东方卫视的品牌建设、品牌推广、大型的活动，论坛、大型的新闻性的直播或者说文化性的直播，有很多是由我来做的，比如说，需要我提出一个创意，大家完善，最后让领导来批准，整合一个团队去执行……我们经常为一个“非常规性”的节目、活动来做创意，一个频道必须“长短结合”。长期的栏目，必须要长期存在，但是，你也需要搞一些短期的活动来进行品牌的推广，这是我曾经做过的事。比如说，东方卫视开始做的第一个直播，《麋鹿放生》，就是大伙当时做的非常兴奋的一件事，这是在户外做的大型直播。后来就形成习惯了，在户外直播，还有一个节目叫《花开中国》。后来慢慢的，我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新闻上了，也没有时间再搞了。但是，新闻方面也需要策划特别活动，比如“两会报道”，比如说北京的演播室的嘉宾要我来请，话题我来梳理，还要做一个《骆新视点》，还有高官的访谈，还有我们做年度的封面人物，这些事也都是由我来主要做的，可能我的社交面很广，所以，大家觉得我这个“创意总监”更应该叫“联络主管”。但没办法，因为你就是在做新闻，可能在我们这个平台里，更迫切需要的是能够找到人，说服这些人跟我们一起做采访、做直播、做节目，这方面，地方电视台要比中央电视台、付出更大的努力。  [嘉宾臧熹]答：在这个岗位说的工作你觉得满意吗？  [嘉宾骆新]答：我觉得不满意，没有我做新闻评论员好。也许随着东方卫视要做的进一步调整，我会在里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嘉宾骆新]答：自己脑子里面有没有想法要做一点什么节目呢？  [嘉宾骆新]答：我觉得大一点的文化事件和新闻事件，要做纵深的开掘，一个电视台如果没有评论，就算不上是一个有灵魂的媒体。如果电视台只是在常规项目上的坚持，那就是一个没有创意的电视台。我觉得一个现在的东方卫视，可能更多的需要有一点沉下来做事的心态，对一个事物进行深度的探索，这当然需要大一点的投入，要有点深度，能够拿出一点有分量的作品。这种情况下得有一些人能够暂时空闲。所以我一直有个观点，当然不一定是对的：没有闲来之人，便无神来之笔。而很多媒体人，天天要打卡上班，即便不打卡上班，领导也成天给你下硬指标，规定你必须怎么怎么的，那这个媒体也就完了！必须要让创意者有一个空间，某些创作人员有一个相对闲散的过程。你不能太强调业务指标，给他们太大压力，你每天必须做满多少分钟，否则我就把你枪毙了，这种方式永远都做不好。  [主持人]：您刚刚说到评论之后有一些创意的工作，那么除了这些工作之外的事情，您平常还会做一些放松自己，或者说来调节自己？  [嘉宾骆新]答：不隐瞒二位说，我做这个节目之后，要保持一种孤独的状态，有的时候是被迫无奈，比如说我要推掉大量的社会交往，不能晚上跟大家一块吃饭，有的时候，你们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必须要想一些事，要中午去搜集一些资料，这导致我越来越孤独！这不是我想要的，但是没有办法。基本上，我的业余时间也都是跟自我的“孤独运动”有关，有时候，我自己会写一写毛笔字，或者到图书馆翻阅很长时间的书，即使我搞的运动，也大多是带有孤独性的，比如说去健身房跑步，就一个人，弄一身汗回家。还有打壁球，因为我工作时间的特殊性，让我跟别人约一起参加个什么活动很难，所以，就干脆保持一个人的状态吧。当然，孤独有时不是一件坏事，我记得一个日本作家说，一个人的生命就像是房子，像个三层小楼，第一层楼房是客厅，用来会客的，第二层楼房是卧室，解决家庭问题和个人情感问题的，如果你过度的关注第一和第二层，你必然会忽略第三层——而这个第三层，是一个地下室，你要不时的光顾地下室，虽然它黑暗，但是，只有这种黑暗才能逼得你、反观自己的内心，只有在孤独的地下室中，好的作品才能源源不断地被创作出来。现在呢？太多的人在第一第二层呆着了，可以享受孤独的人不多。用培根的说法：一个习惯于孤独的人，不是神，便是兽。要么你就是神，要么你就是兽。当然，我们没有成为神的可能，但我们也不希望变成兽，所以，我们不能完全和这个社会割裂开，但是，也必须要保持某种孤独状态。  [主持人]：是不是这种孤独状态就是我们大家所说的个人空间。  [嘉宾骆新]答：我觉得是的，否则“人云亦云”，没有个人看法。但现在是公民社会，大家必须要有一个归属感，否则你无法生存。还有一个公民社会的前提，就是要求每一个公民，凡牵涉到对自己的切身利益有关联的重大决策方面，他都应该有参与决策的权利、有发出自己声音的能力，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有自己的个人观点，并不是大伙说这个房子该拆了，你就觉得该拆了，你有没有自己的意见（主见）。我认为，“表达权”是公民最重要的权力。你要平衡，你一方面不能离群索居，要融入大众；另外一方面，你又必须独立思考，要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才是公民社会的最大特点。  [主持人]：我们看看这边的网友的现场反馈。这里有说老骆你觉得上海适不适合你？  [嘉宾骆新]答：做电视没有适合不适合的，只有你来适应城市，而不能让城市适应你。我觉得，上海挺适合我的，这四年来，我之所以能被观众认可，被领导关心，最终被评选为“杰出青年”的称号，我觉得自己还是适合上海的，能够融入到这个城市，而且，我也确实把上海看成我的第二故乡，也愿意为上海尽一点绵薄之力。我做评论的时候，经常会从内心深处意识到一点：这是上海发出的声音，应该让上海新闻人的意见，经常波及并影响到整个全国的新闻界，没有这样的理想，我不会坚持到现在的。  [主持人]：您的目标在哪里？您的目标在什么样的高度？  [嘉宾骆新]答：没有更多的，我还是希望中国走上更加民主和法制的道路，这种愿望，在我内心已经澎湃很久了。我觉得，这个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得更好，但是我觉得，还需要不断发出可以唤起老百姓觉醒意识的声音。这个社会，有很多事情，必须要重新划定边界，清晰而不是模糊的边界！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公平的、法治社会的重要的标志，不是说，（像以前一样）我随便拿你一点东西就拿了，你也只能忍着。现在这个社会，更要讲规矩，大家都是权利义务对等的，我的自由到你为止！……所以，我发出这样的声音，就是希望每一个公民、能够在乎你的权利，在乎你有哪些利益被侵犯了、你应该采取怎样合法的手段去维护，这就是整个新闻媒体的一个重大责任。  [嘉宾臧熹]答：很大的目标，中国走向民主与法制，您觉得您在当中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嘉宾骆新]答：哪怕是“蚍蜉撼大树”，我也希望，我能在当中发挥作用。  [主持人]：聪明的做法是先影响一小部分人，让这一小部分人去影响大多数人。  [嘉宾骆新]答：我的节目不需要有很高的收视率，但是，我们可以影响一些有影响力的人，他们是听得懂我的建议的人，我能做到这一点足矣！我知道，目前这个社会当中，社会高层还有知识分子们，还是愿意聆听到我们所发出的声音，何况我自己也还算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这其实也是一个公共媒体，应该发出的声音。  [嘉宾臧熹]答：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两点，一个是关怀，一个是质疑，你通过新闻评论员提出很多质疑的声音，那么在关怀这一方面呢？  [嘉宾骆新]答：我觉得质疑就是关怀，敢于提出质疑其实是基于关怀，如果你没有关怀之心不会质疑，你会觉得这是司空见惯，正常的事。我觉得很多老百姓生活的苦闷，在社会进程当中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有人替他们说话。  [嘉宾臧熹]答：你说“蚍蜉撼大树”，后面我们知道还有一句“可笑不自量”，你怎么理解？  [嘉宾骆新]答：如果所有人都这么想的话，这个社会就不会进步了！如果我没有这样一点理想，不是一个“可笑不自量”的理想主义者，我不瞒二位说，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坚持到今天。英特尔的总裁曾说过：只有偏执狂才可以生存，他是无可替代的偏执。为什么需要一些“偏执”？甚至需要一些“愤青”？因为对我们而言，周围的各种诱惑力太强烈了。我父亲跟我说过：不管做什么事情，你只要坚持数年，必有成就。当然，特别重要的一点是，你不能拿着这个东西当幌子骗人，最后，都是为了你自己的荣华富贵了，你最后说，我拿这个东西（理念）只不过是虚晃一枪，最后，只要让我自己适合了，怎么着都行……那不是社会责任。中国古人说过一句话，为善不尽名！我做这些事儿，也不是为了图“十大杰出青年”去的。我觉得这“十杰”里面，也肯定不是为出这个名才做的。大伙都觉得，我有这份责任，我要把这事情做好，哪怕这一辈子就活这二三十年了，我也希望我这二三十年来，对得起我自己，对得起我自己良心，做好份内应该做的事。  [嘉宾臧熹]答：做这些事不是为了名，那么有没有想过得到这个名以后利用这个名可以做更大一点的事。  [嘉宾骆新]答：我也想过，能否过通过更高的平台传播？我现在发言才5分钟，能不能以后讲到半小时？我也希望有更大的团队来参与，因为我的道理、知识也就这么一丁点，我也快“江郎才尽”了，如果有更多的团队或个人愿意加入到里面来，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在多数传媒都在探索扩大话语权的时候，我们电视人却要放弃这个努力呢？我觉得不可思议。我还是希望，领导能再多关注一点，再给一点支持。  [主持人]：这又给很多喜欢观众一点希望了，您可以给一点您节目的一些展望吗？  [嘉宾骆新]答：领导没有授权让我发出预言的权利。我也不知道，自己未来会发展得怎么样。但是，我希望通过努力，可以搭建一个讲坛或者论坛，让我请到更多的知识分子，更多的对这个社会有关注之心的人，来借助东方卫视这个平台，向社会发出广泛的声音。这是其一。第二，我也希望领导更加的开明和包容一些，给我们更多的空间和时间，让我们有机会，在这个社会发出一些声音来。和谐社会的“谐”是很重要的，“言”字旁加一个“皆大欢喜”的“皆”，这就是说，人人都享有表达权，这是一个基本的人权，我觉得电视台率先创造这么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说话，能够发表一点观点，发表一些影响我们这个社会不成熟的心态、不成熟的观点的声音，我觉得这是社会的一大进步。  [嘉宾臧熹]答：这是骆老师从自己的实际经验当中告诉我们的如何做一个新闻人，以及作为一个新闻人的道理。  [主持人]：也非常感臧熹老师，也非常骆新老师带给我们非常好的意见，谢谢大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