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日报：孩子，你能否超越聒噪的娱乐围城？

孩子，你能否超越聒噪的娱乐围城？有多少家庭投入了这场轰轰烈烈的选秀活动？又有多少家长拿出了血汗钱助爱女奔向“一夜成名”的目标？有被“ＰＫ”下的“超女”妈妈悲情控诉：“家有‘超女’是场灾难！”可是，当这个“超女”家庭拿出近１０万元去买选票、做海报、打广告时，难道仅仅是赌气于“超女”比赛的不公平吗？或者，仅仅是为了博女儿一笑的不计成本的溺爱吗？（9月12日《人民日报》华东版第02版）早在2005年“超女”最红火的时候，就有人提出了“超女”对青少年的影响到底是好是坏？《南方都市报》（2005年8月27日）曾发社论予以称赞，认为“超女”---想唱就唱，一个开放的社会必将前途无量。认为“我的快乐我做主”就是“我的生活我做主”喊出了青少年自由的声音。反对者的声音也不小，“鬼才”魏明伦直言“我不是站在超女的对立面，我只是想在别人都趴在地上膜拜她们的时候，站在高一点的地方俯视。”认为“我们的青少年正在由“审美”转向“逐臭”，审美观由“蝴蝶化”转为“苍蝇化”。（见2006年3月7日《南方日报》）前文化部长刘忠德先生更是直言不讳，称“超女”现象存在是对青少年的毒害，是对教育的极大破坏，并认为广电总局作为管理部门监督管理不力。两种分野观点，简单二元评论，并没有影响“超女”的热潮，反而催发了“好男儿”的上阵。讽刺的是，曾不遗余力批驳“超女”低俗的央视也搞起了和“超女”并无二致的“梦想中国”。2006年的文娱界，除却“恶搞”的杂音和易中天的一鸣惊人，“超”和“梦”依然是主旋。而这，除了利益集团的操作和炒作，主要是因为青少年们深陷这个鼓噪的围城不可自拔才使得“超”和“梦”汹汹然。恰如流行的美国快餐深受青少年欢迎而越来越被人们视作“垃圾食品”一样，“超女”、“好男”和“梦想中国”的泛滥也难逃“垃圾文化”的宿命。这个喧嚣的围城里弥漫着资本和媒体营造的玫瑰色梦幻，像鸦片一样招引着渴望一夜成名的精神上瘾者。这个围城还有自由和民主可言吗？海选是要通过付费的手机短信实现的，没有手机、没有金钱，民主就成了镜花水月。海选也要经过拉票。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为了让自己的女儿张美娜在“超女”赛场走得更远，张美娜一家共花了11万元拉票，并欠下9万元债务。因此，这样的民主还是脱不了金钱的游戏。更为重要的是，民主的基本原则是破除偶像崇拜，然而“超女”、“好男”和“梦想中国”则是全过程制造偶像崇拜。在一轮轮残酷的PK中，粉丝们为了自己的偶像会陷入歇斯底里的状态，典型的极端偶像膜拜。登顶成功的偶像或一个或两三个，他（她）们被粉丝们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神袛。人类是在打破偶像的实践中获得科学与民主的进步与超越，这是政治生活和社会实践的真理性认识。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青少年以民主的形式制造娱乐的偶像，热衷于自我偶像的膜拜与重造，是讽刺也是悲哀。有趣的是，这个围城制造的偶像有违普世价值的基本判断。看“超女”，观“好男”，再瞧“梦想中国”，不男不女的“中性主义”确乎是在大行其道。这在引导什么？阴阳有别，此为大自然之规律。阳刚阴柔，则是人类性别故有的审美趣味。偶像可以“中性主义”，但青少年的模访却有可能带来全社会基本审美观的崩溃。《镜花缘》中曾有一个“两面国”，国民痛苦不堪。这个围城是在制造“两面国”么？！这个围城使青少年迷失了自我，丧失了直面现实生活的判断力。自我是人类社会谁都无法摆脱的主客二元的主体，其一生都要面对客体（现实生活）的挑战。在“超女”、“好男”、“梦想中国”制造的虚幻围城里，客体是飘移于现实生活之外的，里面充满了诱惑、捷径，实现自我的途径被大大理想化了。相较于现实生活的艰辛，这种“自我实现”无疑是误导，是麻醉剂。这个围城是对现行教育体制的反动和颠覆。尽管中国青少年被应试教育疲惫了神经，但教育主业不可以被娱乐的围城所攻破，所颠覆。抛开道德说教，教育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不是一件轻松和愉悦的事情，学习对孩子而言更是乐少苦多，教育目标的德、智、体、美是靠“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来实现的。面向青少年的娱乐，从来都是配合教育的配角，是为了缓解教育乏味的安慰剂。可是反观“超女”、“好男”和“梦想中国”，则是引导青少年叛逆“业精于勤”的道路而导以“荒于嘻”的旁门左道。这个围城充满了铜臭。在这个围城里，只要搭好了舞台，金钱会源源不断而来，赞助费、广告及短信为三大收入来源。可见，这是典型的商业操作。不谙世事的青少年被锁进金钱当道的围城里，不是被金钱打得落花流水，就是成为金钱的俘虏和奴隶。单靠孩子，是无法走出和超越这个由成年人策划的围城的；靠教育，也是无能为力；靠资本和媒体的自律更是与虎谋皮；只要靠公权的监管，剥离掉虚幻的文化色彩，让孩子回到社会的常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