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静日”是“租界思维”

长沙规定每月1日至20日为“宁静日”，在此期间，拒绝针对经济开发区内企业的一般性行政执法检查(公安、环保部门办案等特殊情况除外)和参观等。（见４月１９日《法制日报》） 每月的一定时期，开发区拒绝一般性行政执法和参观，“宁静日”让人联想起当年上海等地的“租界”——“租界”名义上属于中国，但区域内的外国居留民行使独立完善的行政、司法体系，不受中国法律、行政管辖。 从事实判断角度，“宁静日”是荒诞不经的。每月的１日至２０日是“宁静日”，“闲人勿进”，那么过了还有十天，是否就意味着可以随便执法和进去参观，弄得“鸡犬不宁”呢？如果有人在非“宁静日”举报企业存在问题，执法部门是否要等到“宁静日”之后再进去调查处理？万一在“宁静日”出现问题，因为执法人员不得入内而耽误时机，谁来负这个责？开发区的企业可几天的“宁静”，专心搞生产，而开发区外的企业就活该遭受某些滥用职权的执法人员的“骚扰”而“永无宁日”吗？ 从价值角度，此举破坏了法律尊严和社会公平。违法必究，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一视同仁是法治的基本原则。“宁静日”赋予企业不受执法检查的特权，开法律的“天窗”，是对法律尊严的挑衅；法人因为所处地理位置不同而受到不同对待，这是对社会公平的肢解。在依法治国的今天，这种思路是荒谬的，是不可以接受的。 不知始作俑者想过没有，设立“宁静日”其实是自我否定、自刮耳光。企业需要“宁静日”，说明什么？说明如今的企业受到政府部门的“骚扰”太多，太不“宁静”——行政执法部门对企业的执法检查过多过滥，使企业疲于应对，再加上某些素质不高、心术不正的执法人员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吃、拿、卡、要”，企业成了待宰羔，敢怒而不敢言。 既然如此，政府就应该从源头入手，一方面要给企业制度松绑，在提高执法效能的同时削减不必要的审批和执法项目；另一方面要廉洁从政，加大对执法的监督力度，打压腐败空间。惟其如此才能还企业一片晴朗的天空，才能长治久安。该动的不敢动，设立什么“宁静日”以避“骚扰”，无异“斩脚趾避沙虫”，让人贻笑大方。相关链接：/08/0419/11/49SUT0AJ.html